再就是义学，靠捐款置买学田等为经费，请先生来教的。在南方，族人办的占相当重要地位。

像《红楼梦》中贾宝玉这等贵介公子，自然是延师在家课读，但有一次老师辞馆，他自己作兴也要求入这种学校中读书。

贾母回忆说：“这个义学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有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师。”《红楼梦》第九回。这是典型的宗族义塾。塾中子弟多，虽然都是贾姓族人和一部分外姓亲戚的子女，但还是品流复杂，结果闹出许多是非来。

在这些个人或地方办的基础教育之上，才有官方办的学校系统，官学并不是为普及教育而设的。这些官学在汉唐时也起过为政府培育人才的作用。明清时，官学系统实际上只是科举的附庸，考中秀才举人名衔的，就是取得这些官学学生的名义，定时去考试，保住功名，也可以得一些资助。

由官学到私学，是中国文化一大转捩，大家都认为孔子第一个以私人而办学，培养大量人才，这也是孔子在历史上所以伟大，被尊为万世师表的原因。孔子之后，私学一直在中国的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私学不完全以功名为目的。穷乡僻壤的蒙馆，旨在农闲时教农家子弟识一些字，功名不实在。蒙馆之上的经馆、书院等，则是追随硕学鸿儒问学的地方，是学问上进的重要途径。程门立雪就是有名的求学故事。以前的人很重视师承，鲁迅、周作人、黄侃等之于章太炎，章太炎之于俞樾，都有师承。直到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虽然新式教育在中国已很普遍，但一些学者，尤其是传统学问的学者，仍然重视私人问学。总的来说，自孔子以来，私学承担的是普及和提高的角色，是官学外的重要补充，作用甚至远在官学之上。私学之中，书院程度的，已有很多人研究。蒙学程度的，关心的人较少。这些学塾在普及教育方面曾起过相当作用。“明清时期，广大农村和城镇的一些儿童，或者少年，特别是一般的贫寒子弟，能够读书识字受到一点教育，多不是在官学，而是在私塾中进行的。”李国钧《明清蒙学教育评述》。

其次，学塾的课程十分自由，但有一定法度，其中又以文科独尊。基础教育首要是读写，课本由教师决定，有时父母也提出一些要求。但教师选课本也不是全无成法的。基础教育入手的课本称为蒙学书，在中国已发展了相当时间，门类亦不少，独是科学的较缺。所谓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就是当时流行的蒙学书。完整的蒙学教育，以读一些认字、历史、知识性蒙学书开始，然后学写字，同时开始读四书五经。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读经的次序自由，以全本背诵为目的，但读不完的相当多。读经书的同时，练习对对、读诗，为作文作诗打下基础，然后开始写文章，完成以上部分就算完成课程。写文章写到相当时候，其实已不再属于小学基础教育了。部分学塾也教珠算等实用一些的学识，但只属辅助。中国的算学虽然很早已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在一般人中并不普及。中国文字是单音节，所以乘数表很易学，心算已足够应付日常所需。珠算是应付日常复杂的数目，减少记忆的负担。但中国文字利于心算，不利于笔算，虽然康熙已用阿拉伯数字的尺和对数表，但民间直到清末仍不流行阿拉伯数字，用笔计算十分麻烦。这种情况和拼音文字国家不同，拼音字音节长，所以心算很慢。体育美术一律欠缺。专业教育并不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