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学习的第一个难关是识字，最初的蒙学书就是出于识字的需要而产生的，后来才发展出其他兼有的内容。无论蒙学书兼顾结合的是什么内容，识字仍然是教学的一半目的。从幼教的角度，重复本是有利儿童记忆的。以识字为目的的字书，则以字不重复为好，因此才有以一千个不重复的字编成《千字文》，且成为名作。另一本与《千字文》同样流行的蒙学书——《三字经》，已不是单以识字为目的，有品行伦理教育的作用，即使如此，而复见达五次的字仍不及十分之一，一千多字有八百多为生字。陈东原《中国教育史》页314，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 。由于识字的逼切要求，如何尽快记认清楚基本的字变成一大目标，经过漫长的时间，蒙书总结出的经验是：针对中国孩子的学习情况，形式上要用韵语短句。早至汉代史游的《急就篇》，就已是三、四、七言的韵语。自唐代《蒙求》以来的蒙学书大抵都采取对偶、押韵、句子短的形式，儿童易记易背，可以读到琅琅上口。直到1909年商务印书馆为新改四年制的初高等小学编国文教科书，仍是用韵文，以便于朗诵，这套书出版后获一致好评。郑逸梅《清末民初的教科书》，见《逸梅随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韵语短句形式的课本何以特别合乎汉字学习入门的需要，张志公分析甚详细：

传统语文教育的步骤先是识字，其次是基础的读写，第三是进一步的阅读训练和作文训练。

这三个步骤的安排，照顾了汉语不同于拼音字的特点。拼音字可以学完字母，就一边识字，一边阅读，在汉语学习上，要能整句整段地阅读，先要认识一定量的字，而识字的方法是一个一个认。识字和阅读既然有这样的矛盾，传统的解决办法就是集中识字。由于汉字形态变化少，造字规律明显，有很多合体字，尤其是形声字，所以集中识字是有可能的。

在集中识字的阶段，背诵是最快速的方法，也配合了小孩子记忆力强的能力。为利于儿童记诵，古人又充分利用汉语的有利条件，用整齐的韵语。

正因为识字是掌握知识之始，在非拼音字的汉语中又有较大的困难，因此好的识字方法和识字课本十分迫切，早在周代已有教学童识字的课本——《史籀篇》。解决认字困难的努力，已历经两千年，故此积下来的识字蒙学书丰富多彩。由以识字为主，如《仓颉篇》之类，发展到既可识字，又容易记，同时传授许多历史、修身、成语、典故的知识。还为非科举应试者发展出特有的识字书。这些韵语蒙学书所提供的，已不是排列无序的一堆字，它们为六七岁、说话早已很完整的中国孩子提供知识，他们不必在集中识字时，读一些比他们的认知程度幼稚的内容，像“大狗叫，小狗跳”等。要小孩读成人的书，固然不利于小孩的智育，要小孩读比他们年龄小的书，对他们的心智也是另一种窒碍。见张志公前引二书。

识字的努力到了近世仍然持续，五四反传统健将、关心文字改革的陈独秀晚年编《小学课本》，就是迫切于如何尽快使孩子识字而写的未完之作。废除汉字，改用拼音的主张，也是识字问题的另一种解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