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胡戈·坎德莫斯的褐石公寓，在门前找到了他家的电铃，试着确定刚刚按铃时有没有把手提公事箱换手。琢磨了半天，我觉得这要看我一开始是哪只手提着公事箱而定。如果是左手提，那没问题，我可以轻易伸出右手食指按铃。而如果是用右手提，我就得极度尴尬地将左手食指横过整个身子去按铃。因此——

因此没有结论。那个公事箱可能在楼上也可能不在，我马上就会知道了。此刻我两手空空——没带着那个手提公事箱，而且，可惜呀，也没有那个淡褐色皮面烫金的资料夹。我随便挑了一个手指头，按了电铃。

没反应。

我等了一会儿，再按一次。还是毫无反应，这时我发现自己充满渴望地盯着锁着的门。我知道打开这个锁不是问题，而且也不期待上面四楼的锁会构成什么挑战。我不明白坎德莫斯是怎么了，如果他是等我等烦了，跑到街角吃盘炒蛋呢？我可以趁女招待给他的咖啡续杯的时候进去再出来。

想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取回我的公事箱，不是说不过去。我早晚得跟坎德莫斯谈，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同时设法搞清为什么，但是没那么急。

我手放进口袋，手指贴近我那一小串窃贼工具。

慢着，我想。如果他在家，正轻松地躺在浴缸里或正在款待访客；或者他出去了，回来却碰到我正在行动。“哦，嗨，胡戈。我在薄伽丘大楼忽然来了灵感，所以想花几分钟偷你的公寓。”

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是抵挡不了顺手牵羊的冲动。我既不是极端反社会分子，也不是窃盗狂，我不偷朋友的东西，可是胡戈·坎德莫斯算朋友吗？他以前是埃博尔的朋友，或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我还挺喜欢他的，也觉得跟他意气相投，但那是在他送我出门、让我关在衣柜里、且两手空空地回家之前。这或许不是他的错，而且凭良心说，可能我动作不够快也是部分原因，但不管该怪谁，都会减损我们友谊的牢固程度。

此刻站在门口，我还可以保持冷静，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洗劫坎德莫斯的公寓。但如果我上楼，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我的目光、扯紧我的心弦，那我会有什么感受？不是那个华丽的奥布松织花毯，那太大了没法偷，但那块西藏老虎毯呢？或是极容易包起来扔进手提箱的那些日本根附呢？或者，最具吸引力的，莫过于甜蜜蜜且无法追踪来源的现金了。我或许把持得住，可是我很痛苦，而且刚才的任务失败，我不想就这么算了，或放过五千美元亮闪闪的钞票，而且我又喝了两杯路德米尔，而且——

哦。

我不能进去，能吗？我喝了酒，我是喝酒不开工、开工不喝酒的。

于是问题解决了。

我又按了一次门铃，别问我用哪个手指。我不期待有回应，也没得到回应。我离开那幢大楼，走了一两个街区，让自己的脑袋清醒点，一辆出租车经过，我叫住了。

我几乎要猜想自己会三度遇上迈克思·费德勒，但没有人那么走运。这回我的司机是个年轻人，边开车边吃开心果，扔得前座满是果壳。他一路横冲直撞地把我送到家，差点没把我的骨头颠散。

＊?＊?＊

回到自己的公寓，我收好工具和手电筒，脱掉衣服冲澡。我在莲蓬头下待了很久，想就这样洗掉一整夜算了，但出了浴室，黑夜依然。我穿上浴袍，给自己倒了杯睡前酒，好奇着喝过路德米尔之后再喝苏格兰威士忌会是什么感觉。

我喝了半杯，然后从皮夹里找出有胡戈·坎德莫斯电话的那张纸条。现在打去会太晚吗？有可能，但我还是抓起电话拨了号码，响了两声之后，有人接了电话：“喂？”

听起来不像是胡戈。

我没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同样的声音又喂了一次，这回听起来有点暴躁。

肯定不是胡戈。

我把听筒放回电话座上。

我又啜了一小口苏格兰威士忌，在心里列了一个单子。第一项：我的薄伽丘大楼8B之行结果很凄惨。第二项：应该在家里等着我带资料夹过去的胡戈·坎德莫斯，在我去找他的时候不在。第三项：一个小时后，别人接起了他的电话，此人绝对不是胡戈·坎德莫斯，但奇怪的是声音听起来很熟悉。

赫伯曼队长？不，想了一会儿我断定不是。肯定不是赫伯曼队长。但很熟悉，肯定是我听过的。

哦。

我拿起电话，犹豫着，然后拨了号码。这回响了一声那家伙就接了起来，一开始什么都没讲，光是这样就几乎足以确定我的直觉。然后他说：“喂？”然后又喂了两声。是他，没错。

我挂了电话。

“见鬼。”我大声说，拿起酒杯皱眉瞪着。我怎么会卷入这样一堆烦恼里？连续看了十五个晚上的汉弗莱·鲍嘉电影，就会有这样的下场吗？

我该看劳莱与哈迪①的。

①劳莱与哈迪（Laurel and Hardy），美国长期搭档演出滑稽片的两位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