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后赶到会场的。会上冒出这些问题，也是他会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他自从跟毛泽东在广州结识以来，特别是这次来中央苏区，跟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气度才华及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他颇为佩服。

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毛泽东临行前，周恩来骑马给他送行。周恩来拉着毛泽东的手，深情地说：“你放心去吧，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是一定能打破的！”

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说：“如果前方需要我，给我捎个信，我会立即赶来。”

分手时，周恩来还是留下了那句话：“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毛泽东再一次走了。

决定他出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性格。毛泽东在他那个家庭中自幼养成的是因家教过严受压抑，而迫切需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是习惯于“同中求异”的思维方式。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与毛泽东的性格不同。周恩来自幼所处的是不断“走下水”的家庭，他渴望的是安定、和谐与维持，这使他养成善于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在后来繁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勇于果断等对立统一的性格侧面。

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毛泽东的名字后面。在10月份制定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而他当时绝没有想到毛泽东后来会成为全党的领袖。

周恩来和朱德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情况下，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在战争中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发挥红军的特长，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

大敌当前，在没有毛泽东参加指挥的情况下，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令红军先攻占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