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主要有四次事件赋予人们轻巧发家的机会。其一是价格双轨制，其二是国企改制，其三是房地产商品化，最后是第一次放开股市。这四个阶段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酿造了大量空白地段，那些落马富豪的原始财富大多来自此间，甚至很多人当时便隐秘暴富。

不难发现，上述时刻恰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四个临界状态。从“计划”到“市场”，价格机制、经营主体、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均经历了一个逐渐放开的过程。这期间，公有财富被私人以各种手段占据，于是中国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富人，他们的第一桶金其实是制度赋予的历史遗赠。

一旦较真起来，任何事物都能找出瑕疵，更何况新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意味着旧制度的被替代，这势必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也给另一部分人创造机会。

价格双轨制时期诞生了大批“倒爷”，利用商品差价在内外倒腾发财，富豪榜上许多企业家都曾从事过这类生意。20世纪90年代初，杨斌向东欧出售棉线产品，不到3年就大赚2000万美元。与此同时，颜立燕在南方倒卖糖赚了8000万元，张兴民把海南岛的糖卖到俄罗斯，当然那时最大手笔的买卖是牟其中换飞机。盛风之下，就连在深圳做公务员的王石也开始倒卖玉米，居然挣了300万元。

尽管他们在成名后有意模糊这段经历，甚至美其名曰“贸易”，但不可否认这其中赚取的巨额利润为他们转行提供了资金。没有转行的“倒爷”更进一步，升级为走私大腕，继续在制度缝隙中生存。

不成功的国企改制也造就了大批富人。厂长负责制、国企承包制以及股份制改革等新政实施之初，一部分企业领导者采用种种手段，把国有财产转化为私人财富，暗中发家。不过由于具体细节密不可知，人们并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国有资产被中饱私囊。这些暴富的厂长在当时被称作“官倒”，便是今日存在的隐形富豪。待到相关部门引起关注，又造成李经纬式悲剧的产生。

及至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市场开放，炒楼成为快速发家的不二法门。这一时期有过炒楼经历的富豪不计其数。他们炒地皮的巨额资金基本都不是自己的，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弄到的银行贷款。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体制内外的互相勾结，也是如今官商勾结的一个侧面。据说当时仅海南就有1000人炒楼获益1000万元以上，他们把危机转嫁给国家，空手套白狼，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时，银行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另一方面，混沌初开的证券市场也给人以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杨百万，他利用不同省份国库券的价格差，四处抢购国库券伺机卖出，赚取差价，从而成为上海民间第一个百万富翁。当然，杨百万只是头脑灵敏的小角色，手笔算不上大，真正在股市上催生的大富豪都是一些驾轻就熟的资本大佬，比如唐万新、仰融等人。

转型的代价

可以说，价格转轨、国企转型、楼市和股市放开实际上是一个从无到有、从计划调控到市场调节的蜕变过程，属于历史起承转合的结合点，也是中国市场经济破土而出的前夜。

制度的破旧立新必然会导致利益流向的变动，这在哪个国家都在所难免，关键是保持在可控范围内，不致影响大局。自从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式的造富运动在一派下海声中轰然拉开帷幕。或许是贫穷了太久，当人们可以自由追逐财富的时候反而有些饥不择食的味道，于是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怪现象”。

事实上，不只是中国，财富原罪是人类共同的命题，只要存在欲望，便会有原罪层出不穷地发生，就像马克思笔下每个毛孔都带血的资本一样，一刻不停地寻找放大利润的途径。

与中国的情形不同，西方国家财富积累过程中产生的原罪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其二是国家层面的对抗、侵略和殖民。对于受资本家意志主导的西方国家，究其本质来说，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升级演变，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对财富更大规模的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