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他说，“觉得当警察才是男人该干的正事儿。穿着帅气的制服，站在大街上指挥交通，引导孩子们安全过马路。保卫良民，惩治恶棍。”他咧嘴一笑。“还恶棍呢，真没想到。不过我们那儿还真有男生穿上了蓝制服。其中有一个叫蒂莫西·伦尼的小子，跟我们这些人也没什么区别啊。要是听说他去抢了银行，或是帮放高利贷的人收账，我一点儿都不意外。”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聊当初的选择，以及一个人到底能有多少选择。后一个问题需要时间思考，于是我们都沉默不语。然后他说：“你呢？”

“我？”

“你不是从小就立志当警察吧？”

“的确不是。这事儿我从来没计划过。那年头警校的入学考试特别简单，只要去考都能考过。我就这么上了警校。然后就当上警察了。”

“你会不会走相反的那条路呢？”

“你是指走上犯罪道路？”我想了想，“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也没有天性纯良到那种程度，”我说，“不过我得说，我好像还真没有受过那方面的诱惑。”

“真没有。”

“我小时候住布朗克斯，有个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回忆说，“后来我搬家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几年，我又遇见过他几次。”

“他走了另外一条路。”

“是的，”我说，“他在那行也不太成功，不过他走上这条路也是很自然的。我透过警局的单面镜见过他一次，然后又失去联系了。后来又过了几年，我和他又联系上了。那会儿咱们还不认识呢。”

“那会儿你还在喝酒吗？”

“不喝了，不过当时刚戒没多久，还不到一年。他的事儿说起来还挺有趣的，真的。”

“说呀，”他说，“别卖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