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瞻前顾后；的确，即将到来的一切早已在当下等候着，无形却确定，一切已事先安排好，无可避免；前事也好，后事也好，只有在两者的结合中才能找到其意义……（人类）生活在两个永恒之间，而且……他将欣然在与整个未来与整个过去之间的……清醒明确的关系中找到完整的自己。

事实上，直到世纪之交，英国历史学家伯里、费希尔和特里维廉等人的工作才让我们看到一个尽管简单但很完整的针对决定论的假设，其中甚至还包括了隔代遗传下来的卡莱尔式加尔文主义。世纪之交牛津学派的历史学研究对偶然性作用的强调也许更多是受反加尔文主义而非其他学说的影响，引来了很多争议。伯里和费希尔提出，查尔斯·金斯利所谓的人类“违反自己现有法则的神秘力量”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费希尔在其《欧洲史》的前言中直率地承认：

比我更明智博学的人已经注意到，历史中有情节、节奏和预定的模式。我没能发现这般隐藏着的和谐，而只能看到突发的事件就像一层层波浪推进般相继不断地发生……进步不是一种自然法则。

于是，费希尔提议历史学家“承认偶然性与意外时间在人类命运发展中的作用”（尽管他是否在自己的著作中做到了这一点还有待讨论）。伯里则做得更多，他在《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一文中提出了一种有关完全成熟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偶然性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原因链的重要冲突”，原因链所涉及的是一系列具有决定性却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包括那些被认为是因为同一个鼻子所引发的事件。这在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调和决定论和偶然性的尝试：在伯里复杂的规定中，“偶然巧合的成分……在对事件的决定性力量中有所辅助”。然而伯里和费希尔都没有进一步去具体探究历史发展的别种可能性，尽管二人可能在不同重要性的不同问题上有所冲突。伯里的确证明了他的观点通过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偶然性事件……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原因在于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日益增强，以及民主制度对个体政治家的约束。这听上去就像穆勒或托尔斯泰对于自由意志衰退的说法那么可疑。

特里维廉在其论文《克里奥女神》中更进一步，认为“人类生活中的因果关系学”是“对物理科学的错误类比”，应完全摒弃。历史学家可以“对因果关系作出归纳和猜想”，但首要任务应该是“讲故事”：“毫无疑问……（克伦威尔）的行为是有其影响的，就好比是推动潮汐起落的层层波浪之一，但……他们最终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偶然性，而这偶然性是无法量化的。”对特里维廉来说，战场最能说明这一点：

机遇从众多地方中挑选了这一处作为战场……从而扭转战争局势，决定民族和信仰的命运……在瞄准那个村庄的尖塔的攻坚战中，若不是某个诚实的士兵充满了勇气或者是一时走运，我们现在肯定会把战斗失败的原因归于无论如何都无法逆转的“必然趋势”。

这种方法影响了下一代历史学家中著名的A·J·P·泰勒。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偶然性（“错误与琐事”）在外交史中的作用。尽管他很清楚，“指出原本应该做什么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义务”，但他还是非常乐于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