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反复地强调英国历史上的某些事件的偶然性。对于后来的德罗伊森等德国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哲学的任务是“不仅要建立客观历史法则，而且还要建立历史研究与知识的法则”。德罗伊森比兰克更进一步，关注的是“不规则、个体、自由意志、责任、天才……人类自由的运动及其结果，还有个人的特点”。狄尔泰详细地阐释了这个论点，他的一项工作不仅被认为是创立了历史相对理论，也使他被看做是该理论中测不准原理的创始人。在历史学方法的发展中，弗里德里克·迈内克试图区别因果关系的不同阶段—从决定论者的“机械论”因素到“人类的自发行为”。他在最后一部著作《德国的浩劫》（German Catastrophe）里作了一个明确的区分，不仅强调国家社会主义（对两种伟大观念灾难性的黑格尔式综合）的一般原因，而且也强调了让希特勒能够在1933年掌权的偶然性因素。

然而，要彻底地推翻19世纪的决定论还有重要的理论条件限制。有两位英国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的工作在英国的背景下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他们是科林伍德和奥克肖特，这两位观念论者的工作多要归功于布拉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科林伍德最著名的是他基于简单的实证主义立场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贬低。在他看来，所有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思想”的反映：“历史思考是……思想向自己呈现一个半确定性的事实世界的过程。”历史学家因此最可能做的是“重构”或“重现”过去的思想，而这种重构或重现必然会受到他个体经验的影响。毫不奇怪的是，科林伍德根本不去理会决定论者的因果论模型：“历史所揭示的计划并非预先就已经存在；历史是一场戏，一场即兴发挥的戏，由它自己的演员彼此合作表演而成。”“历史的情节”不像小说的构思，它只是“一组被赋予了特别重要性的事件”。历史学家之所以与小说家不同，是因为他们试图建构“真实”的叙事，尽管每种历史叙事都只是“暂时性地报告了我们历史研究的进程”。

科林伍德对时间的思考十分深刻，而且还预先论及了此后现代物理学家对这个主题的说法：

我们总是……用某种比喻的方式来想象时间，即把它想象成像河流那样或以持续流动、始终不断的方式进行运动……（但）河流的比喻毫无意义，除非它意指的是河流会受到堤岸的约束……未来的事件并不像剧院售票处排队的人群那样，按部就班地等待着发生的那一刻：它们尚未存在，因此也就无法以任何秩序来归类。只有当下是实实在在的，过去与未来仅仅只是观念。坚持和强调这一点很必要，因为我们习惯了将时间“空间化”，或者干脆用空间的术语来描述它，导致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去想象过去和未来……这就好比当我们走上牛津大街，穿过王后巷时，抹大拉与万灵无时无刻都存在着一样。

然而，他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学家的目标只能是“认识现在”，尤其是“现在是怎样形成的”：“现在是真实的，过去是必然的，未来则蕴于可能之中。”所有历史都是在尝试理解现在，重现它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他简单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历史只能是目的论的，因为历史学家只能从其自身的角度、难以避免成见地来进行写作。“此时此刻”是唯一可能的参考角度。这是一种决定论色彩较弱的新理论，但很明显还是对任何有关反事实假设的讨论持拒绝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