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还是有可能拒绝“现在有其决定性的条件”这种说法—方法就是抛弃因果关系的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观念论者与语言哲学家那里，存在一种普遍的趋向。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将“对因果关系的信仰”作为“迷信”排除了出去。伯特兰·罗素对此表示赞同：“因果法则……是过去留传至今的遗风，就像君主制一样，被人们以为是无甚坏处的东西。”克罗齐也是如此，他认为“原因的概念”从根本上讲是“外在于历史”的。

乍看下这似乎是一个很深刻的反决定论问题。但正如站在观念论立场上的奥克肖特明确表示的那样，这个问题“和决定论一样直截了当地排除了反事实主义”：

每当我们……从历史中抽取一个时期，将其作为历史整体或其他部分历史的原因时，我们都舍弃了历史经验。因此，每个历史事件都是必然事件，我们不可能去区分必然性的不同重要性。没有历史事件是纯然负面的，任何事件都对历史会产生促进作用。如果将单个事件不恰当地抽离出来（因为没有历史事件可以安然无忧地与其特定环境相脱离），称其具有决定性意义，从促生与解释的意义上来看，整个事件的过程……不是劣史或疑点不断的历史，而是根本不存在历史了……历史思考的前提是，杜绝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将整个事件过程归结于先于它发生的某个特定事件……严格的因果概念似乎与历史解释不相干……原因的概念……被世界上层出不穷的事件所取代，它们天然地与彼此有所关联，不允许任何缺漏的存在。

这或许秉承了某种哲学的逻辑，但其实际意义远不尽如人意。在奥克肖特的阐述中，“历史中的变化本身就已带有相应的解释”：

事件的过程完整而充实，并不探究或需要任何外在的原因……历史的统一性或连续性……是……可与其他经验性的历史假说产生共鸣的唯一原则……事件之间的关系总是会表现为其他事件，并总是通过事件的全部关系得以确立其在历史中的位置。

因此，历史学家可以完善对事件的解释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更全面的细节”。如奥克肖特表明的，这不是一个可以用于“整体历史”的秘方。我们还是必须在“重要的关系”和“偶然的关系”中作出某种选择，因为就好比我们承诺了要构建出……一系列彼此有重要关联的事件来回应某个历史问题，“历史探究没有给无意义的事件关系留有空间”。但是，是什么让一个事件变得“重要”？奥克肖特在这里只给出了一个隐晦的回答，大意是历史学家对特定问题的答案必须有内在的逻辑，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以过去遗存至今的人工制品与言论为凭据，推导出与之相关却未能发生的事件，形成一段历史，为某个历史问题提供答案。”这似乎是在暗指科林伍德所设想的那种叙事结构，但事实上任何一种结构只要能被人们所理解，在逻辑上也就满足这样的要求。

观念论者向19世纪决定论的挑战对于时下的很多历史学家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巴特菲尔德与内米尔。这两位对外交史与政治“结构”的研究也都体现有一种针对决定论（特别是其唯物论变种）的深重敌意。莫里斯·考林也传承发扬了同样的观念论传统，他对高层政治与19、20世纪“公共学说”的准宗教性质的关注，实际上使他不同于同时代的牛津学者。我们在杰弗里·埃尔顿的著作中也能找到观念论的反决定论痕迹，只是不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