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从多种因果关系序列中仅抽取出其中具有历史重要性的那些因果关系，而判断的标准是他有多大能耐将它们嵌入自己的理性解释与理论模式。其余的因果关系则作为历史的偶然被丢弃，这并不是因为因果关系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它们与主题不相关。历史学家用不到它们，它们无法得到理性的阐释，对过去或未来都没有什么意义。

卡尔的这种观点只不过是另一种黑格尔历史观，即仍然把历史看做是一个理性的、目的论的过程。他最后的结论是：“历史学家工作的实质即把胜利者推到显赫的台前，将失败者拉入阴暗的幕后。”因为“历史的本质就是……进步”。这很明显是种情绪化的观点。在《历史是什么？》第二版的注释中，卡尔先验地反对“宇宙以一次随意的大撞击为开端，并将终结于黑洞之中”，认为这种理论“反映的是当代的文化悲观主义”。作为一个彻底的决定论者，他将这种理论中不确定的“随机性”，看做是“对无知的推崇”。

E·P·汤普森也以类似的方式回到了决定论立场。他与卡尔一样尝试在波普尔严格的反理论的经验主义与阿尔都塞严格的非经验主义理论间寻找中间道路，这源于他对意义的渴求—渴求“理解社会现象与因果关系间的联系”。和卡尔（以及克里斯托弗·希尔）一样，汤普森本能地反对一切偶然性概念。他想要找到“对历史过程（因果关系方面）合理性的解释……一种客观知识，一种拥有确凿证据、在对话中得到揭示的知识”。但汤普森提出的“历史的逻辑”—“一方面是概念与证据在若干连续性假设引导下的对话，另一方面是经验主义式的研究”—并不比卡尔所谓的“理性”因果选择论更令人满意。从根本上说，它只是重温了一番黑格尔哲学。

如此一来，卡尔和汤普森二人对反事实论证嗤之以鼻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即便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发现要完全舍弃反事实分析是很困难的。当卡尔在思考斯大林主义的灾难时，他也免不了会问，这是否就是布尔什维克最初的计划所导致的？或者“如果列宁一直活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并仍然拥有强大的掌控力”，他是否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卡尔在第二版的注释中提出，列宁如果在世时间更长一些，也许能够“减轻高压政治的成分……在列宁当政期间，局势不一定会更平稳，但也不会发生已有历史上的那些事情。列宁不会允许斯大林常常纵容对指标记录的歪曲”。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类似的论证完成了他1789年以来的四卷本世界史《极端的年代》—被看做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最伟大的成果。《极端的年代》在很多方面都论及一个隐含反事实推论的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处于充分工业化时期，打败德国并“拯救”了资本主义，假如没有出现这样一个苏联，会发生什么？不管卡尔和霍布斯鲍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怎么样，有一点很明显，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都自称是决定论者，但最终都不得不提出反事实的问题。

遗憾的是在年青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那里，像他们这样对严格目的论证的脱离很难再见到。在葛兰西的激发下，他们更倾向于关注工人阶级受压迫或受控制等问题，同时包括因女权主义兴起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以性别取代马克思斗争学说中的阶级）。新左派的“底层历史”也许的确颠覆了卡尔“历史就是赢家的历史”的观点（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正将过去的输家作为现在或未来的赢家进行研究），但这只是体现了他们比以往更加坚持历史发展的决定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