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所有的现代决定论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使得许多不那么刻板的理论得以发展，历史学家很快开始利用这些理论。和马克思一样，社会学思想之“父”托克维尔和韦伯仍然相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他们还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作出了细致的区分。但他们不主张简单地认为因果关系将某事件引向其他事件，并必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因此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之前的行政变化、阶级结构和启蒙思想的作用，却没有特别强调其中某个因素可以作为旧制度的出路。此外，他对地区行政管理记录的开拓性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基本结构并没有因为革命有重大变化。他所感兴趣的历史过程（比如政府集权化和经济调控等），在他看来是对自由的潜在威胁，而且将长期存在；这些过程早在18世纪90年代之前就存在，而且在1815年以后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韦伯的工作则更进一步，在某些方面，他的社会学思想就是不考虑因果关系的世界史：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社会现象类型学。当他进行历史思考时，往往会有选择地举例，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比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教派的特定文化（而非神学）进行了联结。这里要注意的是“联结”—韦伯想方设法地避免在宗教与经济行为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我的目标不是……用一种同样片面的精神因果关系取代物质因果关系来解释文化和历史。这两者都是可用的……”韦伯感兴趣的历史发展趋向—生活各个方面的理性化和去魅过程—似乎是自行展开的。

提升出结构而不只关注事件本身，专注研究长期发展而不仅盯着短暂的变化—这种对因果论的贬黜，对于20世纪的历史编纂有着重要启示。在法国或许是最为明显的，这里的历史学家首先系统地采用了社会学方法。著名的年鉴学派的目标就是书写“整体历史”，也就是将特定社会的所有（尽可能多的）方面考虑进去：经济、社会形态、文化、政治制度等。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认为的，历史将成为一个不同科学学科的混合物：从气象学到法理学，每一种学科都会发挥自身的作用，而理想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位全才，通晓各种专业技术。但这种整体论也适用于历史学家不得不考虑的历史时期：用布罗代尔特有的豪迈口吻来说，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总是希望抓住整体，抓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不同水平和时间跨度，不同种类的时间、结构、事态和事件，都统统放到一起”。

当然，如果没有某种建构原则或对重要性等级的区分，是无法写出这样的历史的（麦考利在一个世纪前就说明了原因）。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实际上都会优先考虑地理学和长期的变化，布罗代尔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自称“农民出身的历史学家”，凭直觉认为“任何社会现实被还原到它最初层面”时，都必然意味着“地理学或生态学”。“当我们说人时，是指他所归属的群体：个体离开、其他人又加入，但群体总会依附于某个特定的空间和熟悉的地方，在那里扎根。”从这种地理决定论出发，布罗代尔更倾向对长期发展而非短期事件的研究—这与法国启蒙时期的唯物论很是相似。在《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他明确区分了三种水平的历史：首先是“关于人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其推移的发生很难让人觉察，变化缓慢，是不断循环往复的历史”；其次是“群体及其形成的历史……关于经济制度、国家、社会、文明乃至……战争等激流涌动的历史”，发展虽然“缓慢却有明显可感的节奏”；最后是关于“个体”、“事件”的“传统历史”，是“历史巨浪带来的白沫四溅的浪峰与激荡难平的水面，是走马灯般波动不断的历史”。最后一种是最微不足道的。“我们必须学着去怀疑这种描绘事件的历史。”布罗代尔警告说，“因为它只是为当时人所感、所说、所经历。”它就“像萤火虫一样，只是短暂地略过历史舞台，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常常被人们遗忘”。某个事件的假象也许会“迷惑当时的人，但不会持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对布罗代尔来说，社会学影响下的历史是一种新的历史，它的使命在于把“（传统历史中）那种轻率、戏剧性、让人难以喘息的叙事从高位上拽下来”。“短时期”仅仅是“记者……所要处理的时间跨度”，“它反复无常、没有什么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