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时期才能最终说明问题。时间够长，那些因无法融入历史主流被无情地扫到一边的无数事件才会湮灭，这显然限制了个人自由乃至偶然性的作用。

很明显，把“过去的琐事”（一些王公贵族的行为）贬至“历史缓慢有力的行进”之下，是一种新的决定论。布罗代尔不自知地落入了19世纪决定论者的窠臼：就像托尔斯泰所认为的那样，单纯的个体被“无情地扫到一边”，被超人的历史力量肆意践踏。对于这种观点有两种明确的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布罗代尔在舍弃那些记录当下人经历与感受的历史的同时，也舍弃了大量的历史证据，甚至包括作为他研究基础的经济学统计数据。如凯恩斯所说，“从长远来看，人都是会死的”；因此，也许我们可以将布罗代尔对历史等级的划分作个颠倒。毕竟，如果我们的前人最关心的是短时期的历史，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把他们最关心的看成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第二种反对意见针对的是布罗代尔关于环境变化性质的看法，因为他认为长期生态变化难以觉察、气候变化规律可预测，完全是对自然世界的严重误解。

公平而论，布罗代尔后来也修正了这种对“长时期”的教条式坚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理因素和自然力的主导作用显然已经大大减弱：“资本主义的主要特权……在于它的选择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确定优先次序更为困难。布罗代尔在《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三卷中问道：物质财富、国家权力和文化，究竟哪个更重要？“答案就是，得看时间、地点、谁在说话。”因此，主观因素至少暂时摆脱了长时期历史的客观限制：“社会时间的流逝并不是匀速运动，而是时快时慢。”这使得“在刻板的结构限制之外，自由、散乱的社会现实”至少在某些领域得以存在。

马克·布洛赫如果在世时间更长一些，也许会将这种观点发掘得更深。从他为没有写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第六章、第七章所做的笔记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因果关系、偶然性及他所谓的“先见”而言，布洛赫的理解胜于布罗代尔。这本书中已完成的内容可以表明，他根本无暇论及“伪地理学的决定论”：“不管是面对一个物理现象还是一个社会事实，人类的反应都不会像时钟指针一样总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反事实问题：假如布洛赫从战争中幸免于难会发生什么？法国史学或许不会受到布罗代尔及其后年鉴学派的摆布。

法国以外的社会学历史从未如此关注过环境的决定性因素（或许是因为其他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见证了更为浩大的移民潮以及土地的自然变化）。不过，还是能找到类似的决定论。在德国，这部分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复兴。“社会历史学派”的先行者、“唱反调的”埃卡特·克尔基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倒退的错位的观念，设想了一种关于德国历史异常的模式。一方面，19世纪的德国经济成功地进入了现代工业化阶段。另一方面，它的社会、政治制度仍然由传统的容克贵族把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一种失败的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德国像英国一样走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民主制才是真正的进步）。对这种失败的解释有时是葛兰西式的，1968年后的德国史学因满篇的贵族霸权政治变得极其乏味。最近，人们对韦伯思想重又有了兴趣，由此产生了不那么明显的决定论，比如社会历史学派的元老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然而，尽管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百般质疑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与议会民主之间理想关系的合法性，德国历史学家仍然极不愿意考虑除此之外的其他可能选择。社会历史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德国的浩劫”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甚至他们中最为保守者也对历史偶然性不怎么感兴趣：有一些坚持兰克学派原则，只研究业已发生的事情；其他人像迈克尔·施蒂默尔，退入了更古旧的地理决定论，认为德国位于欧洲中央这个事实就算不能为所有问题提供答案，但也已能解释大多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