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本书对方法论所作的重要限定除了已提到的首要前提，即清晰明确的必要条件论证之外，还要求反事实假设必须是当时人们所考虑的那些可能性。每一章所进行的论证，其出发点都是当时被看做有充分现实考虑的那些可能性。

考虑这些可能性时会引出很多重要问题。首先，实际发生的事件在当时大多数的智者看来，常常不是他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在这个意义上，反事实设想的场景对关键时刻的决策者来说，比实际发生的事件更为“真实”。

其次，我们会发现当人们相信了决定论也相信自己受到决定论的主宰时，决定论就会在历史中真正地发挥作用。正如前文所说的，自然界的混乱与历史的混乱之不同，就在于人类不像气体、液体或低等生物，人类是有意识的。决定人类生存下去的不仅仅是基因，他本人也会努力活下去，因此他会先试图理解过去，并以此理解为基础对未来有所期许，然后当下才会有所行动。麻烦的是他用来作为预测基础的理论常常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理论总是假定有一个超凡的存在、一个理念、阶级斗争、种族斗争或别的决定性因素，夸大了人类精确预测的能力，也因此误导了人类。托克维尔曾经说过：“过多的记忆往往让人湮灭在政治里。”其实他想说的应该是“受决定论过度影响的历史”。英国内战、北美独立战争、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对决定论的信仰增加而非削弱了这些大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最后，正如这本书想要论证的，死于这些战争的人们都成了混乱而不可预知的事件的牺牲品，而这些事件原本是可以改变的。或许，死于决定论预言的意外结果的人，与死于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一样多。但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杀人者总是打着决定论（不管是宗教还是种族主义）的名号。从这个角度看，“何必要去问反事实问题”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就是：如果我们不问会怎样？虚拟历史是对决定论的必要矫正。

所以，虽然本书实际上集结了一系列各个不同的“想象的时空”之旅，但我想也没必要对此表示歉意。它也许很有点科幻味道地带读者穿过一个个“虫洞”，到达8个不同的世界。但每一章假设的出发点都不只是简单的想象或幻想。世界的秩序并非神授，也不由绝对理性、阶级斗争或其他任何决定论“法则”主宰。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熵的作用下，世界的无序会不断地增加。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更加地不确定，因为：一方面他们所认为是证据的东西常常是出于偶然才得以保存；另一方面，在将一件人工制品看做是历史资料的同时，历史学家已经扭曲了它的意义。他们努力从历史资料中推论而得的事件原本就是“或然性的”，换言之，也就是混乱的，因为控制物质世界行为的不是只有线性的等式，还有非线性的方程。人类意识的行为（无法用等式方程来表达）只会加剧世界的混乱。故而在历史中寻找普遍法则是徒劳的。历史学家最多只能是基于可能性判断来构建合理的反事实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来推测因果关系。最终，不同的可能性只能从留存下的当时人们对于未来的说法中推导出来。这些都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混沌故事”（一种混乱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宣言，但在很多方面也只是将许多历史学家多年来私下里在想象中进行的工作公之于世。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本书没有出版，会不会有一部类似的（也许更好的）著作很快问世？我忍不住要说是的，而这不只是出于谦逊。十多年来，科学中的因果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历史学家迟早也会受到影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这一代历史学家能像关注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学理论那样关注数学、物理学乃至古生物学，这本书或许10年前就出现了。不过，历史的前进和科学并不一样。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具有突发性的特质—被淘汰的“范式”还将持续作用一段时间。这种看法或许是对的。但至少范式最终还是会彻底改换的，特别是由于科学进入现代以来，研究资源日益向人们重视的那些问题集中。（即使问题被证明不重要，这个过程也是随着回报的日益减少而逐渐显露的。）历史的范式变换方式则是毫无规则可言的。现代历史学不是在周期性的更替中前行，而是一种进展缓慢的“修正主义”。后辈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去证明和完善前辈历史学家的学说，只有极少的人去挑战这些学说中的假定（这样做对他们自身的事业来说是有风险的）。如果史学史间或看上去似乎有某种循环性（从普遍意义上讲，本书是反对这种循环性的），那只是反映了这门学科本身的局限。像“叙事的复兴”的一时流行，的确也说明了历史学家在寻求新的方法论时，更倾向回头而非向前开拓。因此，本书在可能主义的强音中结尾似乎也是对的。本书的出现毫无必然性可言。或者说，如果不是一群志趣相投的历史学家的一连串见面会谈（这是很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这样一本书也不会出现。我们也因此能够去关注日常生活实则混乱的本性，本书的序言便是从由此开始的。接下来，本书作为实际出现的结果是否优于其他那些没有实现但却合理的可能（像书中每一章所讨论的反事实假设一样），就要留待读者自己去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