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政体问题，可以说英国人所受的委屈本身是不值一提的，对他们也并没造成经济上的重负，对人的天性更是谈不上打击……尽管民众很清楚如果勉强接受了这些先例，会导致议会被废弃和专制政府的建立，但查理一世并不担心民众会提出反对，因为人们一般不会去关心结果如何，只有在某个异乎寻常的理由驱动下，他们才可能去反对现行政府。

大卫·休谟

《英国史》（1778）第53章

1638~1640年，查理一世一直为财政危机和苏格兰战争所困扰，心烦意乱之余，他转而关注一件更让他高兴的事：规划在怀特霍尔建造一座新王宫。新王宫为古典风格，由伊尼戈·琼斯的天才门生兼合作者约翰·韦布设计。查理一世一直想更换都铎王朝流存下的布局凌乱的老式宫殿，新王宫的建造实现了他这番夙愿。怀特霍尔的新规划规模很大，布局设计堪与卢浮宫或埃斯克里亚宫媲美。如果资金充足（这在1638年是有可能的），新王宫也许在17世纪40年代中后期就能完工，并在查理一世1629年解散议会，建立其“个人统治”体制后成为其内阁所在地。至少在1639年前，查理一世都希望从这里去统治他的国土，在韦布设计的巴洛克式庭院与柱廊中，将辉煌的统治再延续10年甚至更久。

这种雄心勃勃的规划中潜藏着一种信心，即查理一世政权不仅会延续，而且还会变得强盛。这种信心是否有根据呢？或者说，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这只是一个孱弱孤立的政权自欺欺人的愚蠢念头？只是查理一世狂妄自大的又一种体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鲜有考虑到问题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在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两种政治哲学—辉格党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看来，17世纪30年代查理一世政权倒台的“必然性”已经初现端倪。为了增强君主权威（事实上是增强其行政权力），查理一世试图像克努特大帝那样去阻挡历史的潮流，而这单靠君主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人们心中已经树立起议会的权威、对普通法保障下个人自由的信仰，人们一度还认为“贵族阶层（17世纪英国社会最接近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阶层） 已经崛起”。这种理论还认为，这些力量在无情地推进，从而导致了17世纪40年代的内战与1688~1689光荣革命中议会的胜利，最终在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执政的繁荣时期走向了议会统治的巅峰。在塞缪尔·罗森·加德纳（维多利亚时期历史学家，其著作对查理一世统治的论述在百年后仍然影响广泛）看来，未来掌握在国王的反对者手里；17世纪40年代议会关于王国形式的提议，“本质上预见了维多利亚时期盛行的体制”。查理一世在17世纪30年代试图建立个人统治的体制—一个不受议会约束的君主强权政府—不仅是无视对自己的批评，更是跟历史作对。

当然，断言查理一世政权倒台是历史的必然，在最近引来了“修正主义者”一连串的批评。不过，认为查理一世想要推行无议会的政府本身就不可行的看法，仍然潜在地流行着，甚至有些拒斥马克思主义、辉格党原则等的历史学家也如此认为。国王的政策如此不受欢迎，注定要在某个时候引起人们的反抗；而没有议会的资助，国王的战备工作也无法充分进行，因此，查理一世没有议会约束的君主政府的奢想，事实上是他难以负担的。这么来看，查理一世最大的错误就是1637年决定在苏格兰教堂强行推广劳德版的祈祷书—在苏格兰人看来，修订过的祈祷书明显带有“教会和迷信”的色彩。随这个决定而来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不管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看，要建立一个没有议会的政权都是不可能的。新的祈祷书进一步催化了苏格兰的全面反抗，而此时查理一世仍然拒绝向反对声妥协，威胁要以暴力手段在苏格兰重新建立王室的权威。甚至在受到1639年战役重创、枢密院开始顾虑重重、1640年5月为资助另一场战争召集短期议会遭到失败等事件以后，他仍然坚持不让步于苏格兰誓约派的要求，并决定要发动战争。这导致查理一世的政权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走向了垮台。誓约派在1640年8月的第二次主教战争中获胜。由于苏格兰军队占领了英格兰北部，议会于11月召开会议，这也是查理一世统治期间第一次出现国王无法随意解散议会的情况。一旦召集了两院议会，王室大臣受到惩处、查理一世政权的核心“改革”措施（从强征造船税到教堂里祭坛的摆放位置）被逐条宣布不合法只是早晚的事了。

关于“英国君主制的衰落”的大量研究，都强调了这些事件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偶然的。罗素教授认为，至少在1641年2月前，查理一世都还可以与他在苏格兰、英格兰的反对者达成一定的妥协，从而避免内战的爆发。文章没有仅仅停留于查理一世是否可以避免内战，而是进一步提出：他是否能摆脱苏格兰危机并完好地维持其个人统治的结构？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1639年之关键明显可见。现在人们已经广泛达成共识：如果查理一世第一次就成功镇压了誓约派的反抗（镇压的失败引发了后来一连串对他来说灾难性的事件），他或许不至于被迫在1640年11月召集长期议会，而这好比是凿开了他个人统治结构中的一处蚁穴。如果1639年的军事行动没有失败，查理一世政权很可能走上不同的路。成功地镇压苏格兰人可以给王权增加威望，甚至是更加受到民众的欢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可以说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完全可以不需要议会。

讨论这些可能性的部分困难在于它们涉及的是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英国历史，其根深蒂固，让人们很难去想象另一个英国：没有强有力的议会，没有出现一个既有新教同时（跟17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相比）又相对宽容的宗教地区，没有一个普通法制度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君臣关系的根本原则。如果查理一世的倒台不是“必然的”，那么这些发展也就不是历史注定的结果。英国（和爱尔兰）历史的发展轨迹会非常不同：很可能不会爆发内战，不会出现弑君者，不会发生光荣革命；而克伦威尔则和剑桥郡伊利小镇上的其他乡绅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仅仅看做是自娱自乐的虚构历史游戏（就像卡尔嘲讽的室内游戏，供人卖弄学问），也许还有点宽慰作用。不过，用特雷弗·罗珀的名言来说，“历史不仅仅是已发生的事，它是那些在诸多可能性中实际发生的事”。正如爱德华·罗辛汉姆1639年8月的报道所显示的，对当时的人来说，1639年王室获胜是现实可信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反事实”假想。直到1640年8月，王室的财务总管托马斯·杰明爵士仍很自信地认为“我们将非常妥善和成功地处理这些麻烦”。在权衡各种可能性之后，大臣温德班克也附和道：“我不太担心造反问题。”让我们来看看1639年那场战争的前前后后。是国王及其贴身顾问们对局势判断不清，还是查理一世原本真的可以战胜誓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