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的这种定型比大多数人要形成的早，而且更坚定。他们在近代史上发起了三次有力的扩张进程 领土的，人口的，还有一次经济的。领土的进程将他们的统治区域，或者说至少是影响区域，扩大到了世界最偏远的角落；人口的进程引起了链式反应，将世界人口在1800年到2005年的250年内，从9亿增加到了90亿，翻了10倍；经济的进程通过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使得经济活动发展到了至今为止无法想像的规模。

会有特定的看法和行为方式与这些进程相符合。只有在物质财富世界中的生活才是值得生活的，否则将被视为“悲惨的，野蛮的，短暂的”(29)。个人经济上的成就要解释为被上帝选中，是未来灵魂得救的标志(30)。那时对于欧洲人来说，需要的是超越和国民教育，但毫不逊色的需要是将国民变成个人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附属。整个世界就是个原材料的来源和销售市场，他们将这种观点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

在这种物质和精神的环境中，欧洲人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多的欲望得到了发展，但是这种欲望在20世纪与国家特权重叠到了一起，每个时代的实际特征来自于国家而不是经济，所以直到20世纪中期都没有人想到去为了经济利益而自我牺牲。但是“为了祖国而死，”或者以其他方式援助祖国，“是幸福而光荣的”(31)。国家这样作出号召，而且人们去响应这一号召也不需要其他理由。将自己与“亲爱的祖国”(32)连在一起，尽可能地与祖国合为一体，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生命的意义。德国人的这种观点与法国人、英国人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欧洲民族都相同。在今天我们几乎不能理解：仅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民就以祖国的名义对自己进行了两次致命的窒息攻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此画上了句号，因为不仅带有纳粹烙印的德意志帝国灭亡了，而且整个被纳粹思想影响了的欧洲也灭亡了。东部大陆成为苏联的辖地，西部大陆上，英国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损失之后寻求着新的角色，法国和意大利经历着一个又一个政府危机，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一段时间内还沉浸在独裁的惊吓中，唯独德国不必克服这些挑战，只要听话就行。

尽管如此，这种爱国主义没有消失，它一直存在到今天，但和之前宗教时期和之后的军事时期相似，它不能再决定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观了，因此一战之后极为失败的事情现在成功了：形成了联合的欧洲。那些之前还狂热地坚持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跨国的更大整体：即现在的欧盟。

什么样的新典范能够或应该替代对人们 无论好坏 有着长时间影响的爱国主义呢？这个问题在所有欧洲国家以不同的尖锐程度提了出来，在东部地区，它由苏联有限的社会主义救世说被泛泛地回答：社会主义结构和国际社会主义 更准确地说：超国家社会主义 的稳定性应该填补爱国主义空白。相应地这在西方不能加以应用，西方人尽管把自由和民主放在了用于与社会主义对比的天平上，但相比之下，在西方这些只适用于一定条件下意识形态的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