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经济的大钟敲响了，它终于从宗教、军事以及国家的历史阴影中走了出来，成了新的典范，它是西方国家对那些之前的失败和爱国主义的失败给出的回答。从这时起，它对人们及其世界观和生活观产生了影响，产生的结果是：无条件地聚焦于经济增长、物质财富增加和社会福利享受。随着爱国主义的瓦解，对物质利益的密切关注上升为最新的意义赋予者，以后应该这样说：消费主义好过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由此经济 就像之前的宗教或民族 成为了不可抗拒的天命(33)。

这特别适用于比其他国家在爱国主义时期遭受了更多失败的德国，不仅是德国人摒弃了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也反对了德国人。美国人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苏联人忙着吞并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战利品，英国人忙着缅怀昔日的大不列颠帝国，法国人梦想着再一次成为大国，而德国人被打败了，在世界人民眼里既渺小又丑陋，他们无事可做，只能去清除自己的垃圾堆。

因此西德人心怀愤怒地在二战之后重建自己的国家，这不仅是必需要做的，也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像所有的民族那样，德国人也希望能够有一些引以为荣的事情，他们自豪的来源和某种程度上生活的意义就是经济的成功，由此他们向世界表明，他们还存在，他们没有完全消亡。也许这也能解释直到当代对“德国马克”这一自我称谓符号持久的感情联系(34) 。

这种非经济的，由精神和坚韧起到的作用，对欧洲二战后的第一个10年的 尤其是德国 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多是不容忽视的。物质财富的增多不仅用于满足物质需求，也是对毁掉了的民族的一种补偿，因此可以私下将德国宪法(35)规定的“社会联邦国家”转化成为联邦的社会福利国家，可以仅仅根据有关经济的蓝图 煤炭、钢铁、原子能的欧洲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经济货币共同体 就形成西欧联盟，尽管其中不乏警告的呼声(36)。

如果今天大部分德国人宣称，没有增长德国就不能撑下来，没有增长就什么都不是，而同时又声明，他们自己并没有追求增长，或者即使拥有得比现在少些也是满意的，那这种前后矛盾就是一种迟来的回声，它源于对一个时代典范变更的深刻体会。现在后辈也像祖辈那样问自己：“如果没有增长，经济没有繁荣，那我们还有什么？”尽管我们不是非要更多的物质财富不可，但制造着它们，看着我们的国家能够跟上世界强国，成为世界出口第一：这就给了我们精神支持和自我肯定。这就是德国和欧洲需要的：精神支持和自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