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罗马还有能够用于投资的土地吗？

罗马共和国在称霸意大利半岛的时代，对于败在自己手下的国家，保留其城市和人民，使之成为同盟者，但要从战败国手中没收一部分土地，变为罗马的国有土地。据学者们推算，公元前140年的国有土地总计为50万公顷，相当于罗马全部领土的七分之一。

这些国有土地，租借给公民来耕种，租金根据土地用途划定不同标准，耕作小麦按年收益的十分之一，种植橄榄或葡萄按年收益的五分之一。与租种地主土地支付的地租相比，这个租金标准是相当优惠的了。

而且，国有土地的租借权，可以由子孙来继承，但不能向其他人转让。从可继承这一点来说，这种租借来的土地，实质上可以视为私有土地，只不过从法律上仍是完全的国有土地。

剩余资金陆续流入这些国有土地。如果从事畜牧业或从事橄榄、葡萄的栽培，可以期待数年后获得好的回报，但需要先期投入资金。而且，从规模效益的角度讲，能够使用的土地越多收益率就会越高，先期投资也就越大。由于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前半叶连战连胜，奴隶作为廉价劳动力大量流入罗马。奴隶作为劳动力的魅力，不仅在于因供给超过需求而导致奴隶的价格下跌，还在于，和身为罗马公民的罗马农民不同，不是罗马公民的奴隶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可以专心务农。

假如一家中有一个公民服完兵役回到家乡，看到的是家属劳动所得的收获物，在与使用大量奴隶大规模生产同类农作物的农庄的价格竞争中败北，卖不出去只能削价处理。为了渡过难关，只好靠借款维持生计。但这终究还是陷入窘境难以自拔。出现这种现象，问题不在于罗马农民的勤劳意愿发生了变化，而是罗马的农业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不管怎么说，罗马的军事力量是建筑在自耕农这类中产阶级之上的。罗马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没有理由对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不闻不问。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那时土地集中现象还不是那么明显），就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每人租借国有土地的上限为500尤格（约为125公顷）。

但这种规定仍有漏洞。被禁止经商但可以堂堂正正从事农业的元老院议员们，虽然以自己的名义只能租借500尤格，但他们可以用家属和亲戚大量租借国有土地。经历了一个世纪以后，这个法律已是有名无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