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奴隶无须担心服兵役，是稳定而廉价的劳动力，大量使用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农场，其收益的增长是显而易见的。农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促进了罗马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国家来说是好事。但是，片面的经济增长不一定给社会带来好的效果。那些借款耕作而产品又缺乏价格竞争力的自耕农，由于经营失败，无力偿还贷款，被当作贷款抵押的土地就被债主收走，成为失去土地的失业人员。

这些失去土地的原自耕农大量流入财富集中地——首都罗马，据研究者推算，大约达到首都罗马人口的7%，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仅靠完善社会保障、充实国民福祉就能够化解的。对于失业者来说，不单单是失去了职业、丧失了生存手段，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上失去了自己的存在理由。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整日睡在木桶中仍能保持做人的尊严，这种人物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的普通人，是把自己的尊严和从事的职业相联系的，人之作为人，有必要保持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这种自我肯定意识一旦丧失，绝对不是仅靠社会福利就能够恢复的，只有恢复他们的职业才行。

对这些“失业者”来说，失去土地导致他们成为了无产阶级，以往服兵役形式的直接税被免除了，岂不是挺好的事么？持这种看法的人不了解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的心理。这些“失业者”难以舍弃罗马公民的荣誉感，失业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是罗马人。

根据罗马的人口调查（表二所示），直到公元前159年，兵役义务者的人数都是持续增加的，以这一年为转折点，人数逐年减少。其实17至60岁男人的数目没有减少，但具有服兵役资产资格的公民人数却在持续减少。即使把第五等级的资产下限从12500赛斯特斯降低到6400赛斯特斯，具备服兵役义务的公民人数还是在减少，以至征兵成为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与之相对，免除兵役的无产阶级的数目却在增大。降低资产下限的结果，是把以前不属于服兵役阶层的人驱赶到了战场上。如果说这些士兵在战斗力上不如西班牙原住民和西西里的叛乱奴隶，还不如说他们缺乏责任感。在西班牙和西西里的战斗中，他们不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而只是为了维持罗马的霸权而战。

公元前134年夏，29岁的提比利乌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的任期是第二年（即公元前133年），那时他才刚满30岁。尽管年轻，但他在第一次演讲时，以其关心平民百姓的视角和独特的抑扬顿挫的声音，深深地打动了罗马人的心。

“山中的野兽、林中的飞鸟，尚且有自己的巢穴，劳累之后回到巢中，能够尽情地休养生息。而为国战死的罗马公民，除了阳光和空气之外，一无所有。没有房屋，没有土地，只能带着妻子和孩子四处流浪。

在战场上，面对敌兵的袭击，指挥官会用‘你们要保卫自己家族和先祖的墓地’这样的话来激励士兵，这不过是虚伪的谎话。为什么是谎话？因为士兵们家中不仅没有可供祭奠的先祖陵墓，甚至连祭祖的祭坛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