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1942年、1945年，曾先后两次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总司令”的来历似乎在历史教科书中能够找到蛛丝马迹。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其发刊词《敬告青年》，是一篇向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宣战的战斗檄文。在这篇战斗檄文中，陈独秀竖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evc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于是以《新青年》杂志为核心，迅速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5月4日前夕，当得知五四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独秀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尖锐地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实际上是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非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等号召，在当时都极具政治号召力。

长期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濮德治）说：“陈独秀写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写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当时青年的“圣经”……当时全国青年几乎把陈、胡、钱（玄同）、刘（半农），当做“圣哲”来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