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这里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孩子，很多儿童刚来的时候不会或不太会讲俄语，那些大些的孩子就教这些弟弟妹妹。我也带过一些比我小的孩子。我们大孩子还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种游戏。

在国际儿童院，我们中国小孩子开始只有三个：苏兆征的两个孩子，还有我。父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我们那里，因为爸爸妈妈难得来看我们一次，我们三个孩子就都把他们看成自己的爸爸妈妈。

1930年父亲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母亲也要一起回国，我还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临行前，他们对我说，有事要去南俄，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很快就回来。我没能与父亲再见上一面，我当时发烧在医院里，回国前一天母亲去医院看我，我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时间。

父亲回国后，我还经常去他们的苏联好友家中，一位是鲍罗廷，一位是郭质生。

我父亲和鲍罗廷很熟，因为在大革命时期一起工作过，当过他的翻译，还共同参与起草了国民党一大宣言。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来到广州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鲍罗廷推荐说，瞿秋白是中共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之外最好的同志，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理论的人。鲍罗廷于是接受建议，把父亲调到广州协助自己。

每逢假期，鲍罗廷夫妇就把我接到家里来。鲍罗廷的小儿子诺尔曼也乐于以“保护者”自居，爱护和关照我。我喊鲍罗廷夫妇爷爷和奶奶。当时鲍罗廷在主编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几乎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我时常在夜间醒来，从自己的地铺朝写字台偷偷地望去时，总会看见他在台灯下伏案工作，同时听见他的钢笔在纸上划过时发出的声音。

郭质生是汉学家，父亲编拉丁文字时，郭质生和他一起研究，成为父亲很好的朋友。父亲这次回国前，他把父亲10年前寄存在他处的两本研究拉丁字母的笔记带来了。1929年10月，父亲写成了一本《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郭质生家我后来也是去了好多次。

父亲回国后，妈妈给我寄来两个卡片，一个上面印刷一束鲜花勿忘我，背景天空是蓝色的；一个是两只小狗戴手套。虽然是妈妈送的，但是字是父亲用俄文写的。

后来，他们还给我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