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根本不会想到，父亲这次回国就是我们父女的永别。

1930年7月，共产国际派父亲和周恩来回国纠正“立三路线”。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米夫和王明去了说：瞿秋白搞调和主义，对“立三路线”采取投降态度。此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他在幕后支持王明搞宗派夺权计划。当时矛头对准了我父亲，要把我父亲打下来。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抬出了王明，撤销了父亲的政治局委员职务。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在共产国际代表，博古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向忠发继续担任总书记。

王明一开始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在中山大学时，王明搞宗派活动，排斥很多老同志，打击正派的人，陆定一、邓中夏等这些人都反对宗派活动。他们闹得非常厉害。他们诬陷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是政治组织，有几个浙江人一起来反对支部，实际上完全是捏造，不过是他们几个浙江人一起吃饭而已。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父亲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

我的三叔景白是中山大学学生，是父亲带他出来参加革命的。在这场斗争期间，一气之下，他把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米夫从东方部和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父亲和李立三等人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

从1931年1月开始，我父亲就开始做各种文艺工作。共产国际开除了他，没工作了，就搞文艺工作。1934年年初，父亲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而母亲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母亲在后来《回忆秋白》的书中写下分离时的情景：“深夜11点，秋白离开寓所，我送他到门外。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我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当时父亲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但是这一次可能等待见面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他买了10个本子，说5本我拿着，5本留给你，因为在苏区不好写信了，你写信给我就写到这个本子上，我写在我的本子上，以后我们回来，可以交换着。

父亲在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他不仅是教育方面的工作，而且在文化方面也搞得很出色。写剧本、改剧本，参加演出，他都亲自参与。1939年5月，萧三到延安跟毛主席谈起父亲牺牲时说：“如果秋白还活着的话，我们延安的文化工作可以做得很活跃，可惜他牺牲了。”主席也觉得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