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小鬼”在“文革”时期先由江青叫响。1966年8月她在群众大会上先说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1967年4月她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又气急败坏地把陈丕显“红小鬼”骂作“黑小鬼”。另一个“红小鬼”谭启龙在党的九大之前还未解放。不管怎么骂“红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红小鬼”仍是一种亲昵温暖的爱称。陈丕显的同辈人和上级都不叫他名字，总叫他阿丕。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

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同时参加革命，谭15岁、胡14岁、陈13岁。他们都做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三个人在肃反过程中都被打成过“AB团反革命分子”，丕显叔叔又多了一项罪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三个人最后均侥幸存活下来。

谭启龙伯伯的回忆录中，说到1932年年底，省委政治保卫局把他和父亲列入“AB团”反革命分子名单，在生死危亡之际，冯文彬同志敢作敢当把他们两人带到中央苏区，脱离了险境。谭伯伯以后没有再受审查，我父亲仍然在被审查之中，这使他很苦恼。一次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到我父亲所在单位指导工作。一天晚上我父亲鼓足勇气，敲开他的房门，向顾作霖同志诉说了他的家庭、经历，如何参加共青团，如何离家来到莲花县苏区。激动之处，竟已是边诉边哭起来。顾作霖听了大半个晚上，也是动容非常。他也不相信一个14岁的儿童出来参加革命，有什么根据去当特务加入反共的AB团，他看出了父亲的巨大痛苦和委屈，断然作了不再继续审查他的决定，分配了他的工作。

1933年，我父亲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他们在儿童团共事的时候，丕显叔叔是我父亲的上级。他是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同志负责组织工作，李秀英同志负责福利工作，我父亲负责宣传并兼《时刻准备着》杂志的主编。他们一日只能吃两餐饭，吃的菜既无油又缺盐，但革命热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

当时的儿童团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儿童局就是现在的团中央少工委。凯丰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刘英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1933年8月，他们结识了毛泽覃同志。毛泽覃是作为“邓毛谢古”帮派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因有被共同打击的经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很多。此时毛主席也因“右倾”离开反围剿的战场而赋闲，经常来看他这个倔强的胞弟。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抗日战争初期，共青团随之改名为青年救国会，我父亲和丕显叔叔又在延安会面。丕显叔叔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书记、青年部长，我父亲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政委。革命阵营扩大了，抗日局面打开了，我父亲经过长征，丕显叔叔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