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月，当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时，曾国藩虽然此时远在京城，但与之即发生了关系——他立即上了一个奏子，竭力推荐江忠源等赴广西清剿；咸丰皇帝听从曾国藩的意见，立派江忠源前往广西。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如咸丰和曾国藩所期望的那样，将起义很快镇压下去，而是越来越不可收拾。5月，曾国藩又一次上《敬呈皇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主要内容是对咸丰皇帝从三个方面进行批评：一是苛于小节，疏于大计；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三是出尔反尔，刚愎自用。如此直言不讳，如此激烈陈词，哪像是在向皇帝进言！简直是在教训皇帝、警告皇帝！“反了！简直是反了！”这份奏疏让年轻的咸丰皇帝没有看完就将它扔到了地上，并招来军机大臣欲问罪这个胆大犯上的家伙。最后结果虽然是在大臣们的苦苦求情下曾国藩终免于了罪责，但由这件事情可知，对于当时朝中办事效率低下、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碌碌无为的局面，曾国藩表现得很有点应了“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一句俗话。

而这件事情对于咸丰皇帝来说，或许他觉得这曾国藩虽然话说得很不好听，但念在他也算是好心，也便没为难他，也从没想过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领兵去抵挡洪秀全的太平军；而对于曾国藩来说，他觉得自己作为人臣，该说的该做的都已说了和做了，尽管太平军势力越剿越大，但他也从没想过一介书生的自己要走向战场。

曾国藩掺和进这场战争多少有点偶然。这里之所以用“掺和”这个词，是因为这场战争他本来完全有可能置身事外的。

1852年夏，曾国藩被咸丰皇帝任命为江西乡试正主考官。8月，当曾国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内小池驿时，得到母亲去世的噩耗，真如五雷轰顶，泪如雨下。根据大清例制，父母去世，官员可离职奔丧和丁忧。于是曾国藩急急忙忙向朝廷请过假后，便火急火燎地改水路回乡奔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