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就是这样训练他的湘军的，而这样训练出的一支军队，有着明显的两面性：坚韧有余而有时冒险勇气不够，军纪严明而有时灵活机动不够，谋略有余而作战能力有限。而这正与他的主人一样，坚韧而又脆弱，残忍而又善良，以身入世而心又想超然处之。

对于自己的这种心理品质和文化人格，曾国藩其实一直很纠结，并一直都在做着努力，试图在实践中有所改变。曾国藩多次在与人说起自己的九弟曾国荃时，对其“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多有不满与不屑，但同时他又写信给曾国荃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话看起来是与曾国荃说的，实际上未尝不也是他自己心志的一种表露，即，他为了赢得这场战争，实际上已开始放弃自己原来的带兵理想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曾国藩才获得了一个“曾剃头”的外号。因此，我们不能不看到，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作为一群带兵的书生，实际上又是人格分裂的一群，他们有时如狼似虎地嗜血滥杀，有时又正襟危坐地记日记、作检讨；有时百折不回、意志如铁，有时又投水上吊、意志脆弱；有时理想远大、气势如虹，有时又志大才疏、叶公好龙。这不但是他们的性格与分裂，更是他们的悲剧。

如果说，此种悲剧性可算作是带兵书生的性格悲剧，那书生带兵还有一层命运的悲剧。

太平天国从某种程度上看其实也是“书生带兵”，是洪秀全等一群考不上“大学”的书生，领着一批用洋教义洗过脑子的农民，有意无意间成为了中华正统文化的摧毁者；而湘军在曾国藩等一批考上了“大学”的书生的带领下，也是有意无意间竟客观上成了中华正统文化的捍卫者。二者的主体成分其实都一样，都是农民，都曾受剥削压迫，都曾困苦不堪，都曾渴望改变命运而进行过人生的豪赌，他们战场上拔刀相向、互为死敌，只因为他们的选择不同——选择为钱卖命的成了湘军，选择造反的成了太平军。由此来看，湘军与太平军的较量，怎么看都有点像是一场“煮豆燃豆萁”的自相残杀。

太平天国起义时，其起义口号之一是“消灭清妖”，也就是说，他们能预料到的主要敌人是清军，可后来事实上他们遭遇到的最强劲敌人并不是清军，而是湘军——一批被临时武装起来的为钱卖命的农民——也正是他们最终彻底打败了太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