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选择，虽然有其“秀才造反”的宿命的一面，也有其“书生带兵”的悲哀的一面，但无疑也有其明智和高明的一面：既为天下万千苍生避免了又一次惨遭涂炭和浩劫，又以退为进为自己避免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厄运。

照理说，曾国藩在将湘军基本裁撤完毕并取得了清廷的信任后，应该日子好过了。然而并非如此。

19世纪的后半叶，中国最难办也最要紧的事情不外乎两件：一曰教案，二曰洋务。

所谓教案，即面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宗教、文化渗透，一些地方发生焚教堂、烧洋货、杀传教士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事实上为列强制造更大规模的侵略活动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所谓洋务，即引进西方科技，发展近代化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实际上一直有三方力量的博弈，即朝廷和官府是一方，民众是一方，西方列强是一方。这三方力量事实上又一直在互相利用、互相制衡着，如叶名琛曾“以众制洋”，清廷曾“借师助剿”，民众竟也曾“扶清灭洋”（如后来的义和团就曾明确地喊出过这样的口号）。由此也可见，三方关系是十分微妙而又十分复杂。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其政治目标是要彻底取代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而其宗教信仰又是从基督教那儿来，多少沾着些“洋味”，这让西方列强觉得可以用拉拢的办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于是主动向洪秀全提出了“共同反清，平分中国”的主张，但没想到却遭到了洪秀全的拒绝，他明确表示:“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为此最终让列强得出一个结论:“一个狂人，完全不适宜做一个统治者，建立不了任何有组织的政府。”从而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政策，也就由先前的拉拢，渐渐转变为帮助清廷镇压，以致最后直接出兵镇压。

曾国藩当年挺身而出与太平天国拔刀相向，原本就是因为太平天国的教义沾着“洋”味，他是以清廷为代表的中华正统文化的卫道者的面目出现的，照理说，他这样的人对于沾着“洋”味的一切都不会有好感的。然而，在后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了洋枪洋炮的确厉害，这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审视洋人的一切，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原有的看法与态度，并渐渐地由仇洋变得近洋、亲洋，以至变成了最早的“洋务派”，事实上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