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曾国藩在湘军占领了的南京偶然得了一本《万国公约》，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国藩开始由此思考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在外交方面的种种得失，尤其有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等人，因无知而一味盲目自大、蛮干和胡闹而导致的损失，觉得不能再搞“显违条约，轻弃前约”的事了；同时，作为理学大师、湖湘大儒的曾国藩，又将修身之功用于外交事务，总结出外交事务中也要讲究和遵守“忠、信、笃、敬”四字，而其根本目的，是要为国家争取自强的时间。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曾国藩的这一外交思想，虽有其书生气的因素，但也不乏务实精神。然而，在当时社会，具有这样超前眼光和务实精神的人是十分罕见的。

1870年春天，天津教案爆发，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奉慈禧之命前去处理。接到上谕，曾国藩目瞪口呆，他清楚地知道，此去一定是凶多吉少，搞不好会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他给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几乎是交代后事的信：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形，用时人夏燮的话来说是“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奥东之民……平玩大府于股掌间矣”。耆英在签订《南京条约》被骂一年后奏称:“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旦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如此情形直到19世纪后半叶，更是有过之而无改观。正如曾国藩在信中所述，他对于这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