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抱病到达天津。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很简单：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由于传染病死了30多个婴儿，天津市民听信传言，说教会的人在教堂里对婴幼儿剖心挖眼等，于是冲击教堂，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气势汹汹地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没有答应，丰大业竟朝崇厚连开两枪，崇厚躲过；天津知县刘杰上前劝阻，丰大业竟然又气急败坏地朝刘杰开枪，刘杰也躲过，但是刘杰的助手却被打伤。愤怒的群众见此情景，一拥而上，打死了丰大业的秘书，接着愤而焚烧教堂、杀死传教士十余人，从而引发了“教案”。此“教案”看起来虽只是由误会引起，多少有点偶然的因素，但深究起背后的原因却极其复杂。首先其事件有着深刻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冲突的背景；其次是事件发生后又涉及中外复杂的法律问题；再则又与广泛而强烈的民族情绪相混杂。这就注定此案处理起来非常棘手。

曾国藩显然是以自己“忠、信、笃、敬”的四字外交方针来处理的，首先遵从杀人偿命的法律信条，下令处死肇事杀人者21人（亦说16人），流放4人，徙罪17人；同时将天津府县革职流放宁古塔；向法国人赔偿损失白银49万多两，并派特使专门作了道歉。

如此处理，洋人眼看着倒可以安抚下去了，但国人却“激奋不已，满城嚣嚣，群思一逞”。且曾国藩的处理方案事实上根本就无法落实，“百姓团结一气，牢不可破。已获之犯，人人为之串供；未获之犯，家家为之藏匿。官府万分棘手，而百姓仍自鸣得意，竟将杀人烧堂之事画图刻板，印刷斗方、扇面，到处流传，并闻有编成戏曲者。虽经查禁，而其人气焰嚣张如故”。眼看着事态将不可收拾，可洋人和朝廷又不断双重施压，让曾国藩身心都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尽管如此，全国舆论仍几乎一边倒，指责曾国藩，说他如此处理几与卖国贼无异，为此，有人将他那高悬于北京湖南会馆的功名匾砸得粉碎，国子监的一批“愤青”，又将湖南会馆里一副曾国藩的亲笔楹联，故意用刀砍伤，以表明要对他千刀万剐。更让曾国藩感到纠结与难堪的是，左宗棠、王闿运等一些故旧也纷纷表示不解和不满，且不断发表对他冷嘲热讽的言论。而这一切，对于一个注重名节、自觉要做古今完人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比要了他的命还要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