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陷入了三方势力此起彼伏的怪圈中左右为难、力挣不脱。最后他也只好顾不得面子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另派高明者来接替他，好在朝廷还算给他面子，很快便批准了他的报告，终于让他离了这个是非之地，重回金陵两江总督任上。

李鸿章果然很快就将事件平息了下来，但又让曾国藩哭笑不得，因为李鸿章最终的处理手法几乎就是自己当初制订的方案，除了正法人数减少了4人外，其他都没变。

当初与李鸿章办事交接时，李鸿章执弟子礼让曾国藩授以与洋人打交道的机宜，他以一“诚”字授予李鸿章，尽管他知道李鸿章曾总结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是一个“痞”字。然而，就因为以“诚”相待，作为“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的曾国藩，转瞬之间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以“痞”相耍的李鸿章，不但很快平息了“天津教案”，事实上为他这个老师又一次擦了屁股（另一次是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率湘军镇压捻军失利，最终由李鸿章率淮军将其镇压下去），而且从此官运亨通。难道自己笃信的理学信条、修身秘诀，真的都过时了吗？曾国藩不能不纠结！

回到金陵的曾国藩，虽然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但整日闷闷不乐、魂不守舍。

1872年3月12日午后，曾国藩与儿子曾纪泽正在两江总督署后花园中散步，突然曾国藩头晕目眩，他知道自己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于是急忙叫儿子将自己扶回官邸休息，谁知当日晚上八时许，这位“晚清第一中兴名臣”竟以端坐案前的姿态告别人世，结束了他61年大荣而又大辱、大喜而又大悲、复杂而又简单的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