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61岁，这在当时也可算是寿终正寢了，但可以肯定地说，若不是因为这倒霉的“天津教案”，曾国藩恐怕还会活得长久些，因为这头痛的老毛病大体上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高血压”之类的病吧！因此，说曾国藩是死于那个“天津教案”而引起的难以自拔的心理纠结，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的确，曾国藩的一生是纠结的一生：本想一心做学问，却不得不带兵出生入死；本想为国家争取一点自强的时间，却落得个千夫所指、内外交困；总想着能出入有无、超然物外，却差一点身败名裂、晚节不保；他目光的确很长远、世事的确很通透，照理说应该活得很轻松，而事实上他的人生却很沉重、很纠结，似乎专是为了成就一个巨大的悖论而生、而死。

曾国藩的死，标志着他无力挣脱“中西博弈”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一个巨大的悖论。这个悖论实际上是中外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全方位冲突至不可调和所必然出现的。曾国藩从儒家理学中获得的“忠、信、笃、敬”四字妙语，可以让他获得修身的奇效，并建立内政的奇功，但终不能挣脱这个悖论，更不能帮助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格局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的背景下，逃过一场必然将遭受的浩劫。若说纠结，这个或许才是曾国藩那一代人人生最大的纠结吧！

其实，纠结的是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