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李鸿章。”这是近年来社会上不知怎么流行起来的一句话。且不说此话是不是完全正确，也不说曾国藩的“做人”是否真值得人们学习，只说由此言便可知李鸿章的“做事”在今天似乎重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至少是部分认可。

《清史稿》中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以“勇于任事”四个字最为精当。作为正史的《清史稿》对他做这样的评价，也是很有意味的:“任事”为何要“勇于”？无非一是因为这“事”本身很难办，二是因为没人肯去办；但再难的事总得有人去办呵！李鸿章去了，办了。他的确有“任事”的勇气，但也因此而最终下了“地狱”，背上了千古骂名。

但是，我们能仅仅因为李鸿章最终下了“地狱”，也连同着将他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也一同否定吗？

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庆，太平军“保卫安庆，合取湖北”的战略计划宣告失败，随即其进行军事调整，改为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战略，很快，本负责东线围攻太平军的清军，一时间内竟溃不成军，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随即被太平军占领，兵锋直捣杭州，威逼上海。太平军大有将以宁、沪、杭三地为中心的江、浙大片富庶地区变成太平天国战略基地的态势，情况万分危急。

危急情势下首先乱了方寸的是上海地方官绅。他们一面出钱出力，帮助驻沪的由美国人华尔为首的所谓“常胜军”，即“洋枪队”，希望能向英、法列强“借师助剿”；一面派代表去安庆向曾国藩求救。1861年11月18日，绅士钱鼎铭率领沪上官绅代表一行，乘外轮从上海来到安庆，首先效仿春秋时吴国攻破楚国郢都时申包胥曾到秦廷痛哭求救的做法，在曾国藩的大营外大放悲声，然后晋见曾国藩并向其递呈公函私简，请求曾国藩分兵救沪。如此阵势，让熟读古籍、熟知典故的曾国藩大为感动，但是曾国藩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上海“地僻远，即有急，声援不达”，所以他不敢贸然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