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近代洋务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洋务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对此连李鸿章本人也从不讳言，更从不惧言。当时朝中讽刺李鸿章“喜闻谈洋务”的保守派和顽固派大有人在，但他在他们面前从来就很自负，并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反唇相讥。1876年他在给时任江西巡抚刘秉璋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于洋务的观点：

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甚少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

在李鸿章看来，“喜谈洋务”不但没什么不对，而且非常应该，即使是古时“圣人”处于“今日”也会一样；国人面对西方列强入侵时的表现，李鸿章将之归纳为“非张皇即卤莽”，事实也的确如此，而其原因对洋务无知；对只有讲洋务、知洋务、懂洋务以终能用洋务，才能“自强自立”，真正抵御列强的欺凌。

在对中外形势的估计及其对策上，李鸿章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即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同时又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而洋务正是“处奇局建奇业”的必由之路。

那么洋务的总原则又是什么呢？李鸿章归纳两点:“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而“和局”又离不开“战局”，他以为，只有“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于是李鸿章主张外交上采取“羁縻”的政策，其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借法自强”，最后能“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这样的思想形成，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它显然标志着李鸿章已经是朝中少有的已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走出来的人物之一，其内政与外交思想是开放的，也是务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