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9月27日，李鸿章于北京贤良寺去世，享年78岁。在晚清几位“中兴名臣”中他是活得最长的一位（曾国藩61岁，左宗棠73岁，胡林翼49岁）。今天，只要我们将李鸿章的一生回顾一番，并与其他几位“中兴名臣”作一番比较，便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他之所以遭人唾骂，原因似乎就是因为他活得太长了一点，他如果早死几年，或许历史就不是这样了。

此话看起来有道理，如果他早死五年，他就没有机会签下《辛丑条约》、《中俄密约》和《马关条约》等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了；如果早死十年，甲午战争还没有爆发，他就没有机会犯那些自失先机的错误了；甚至他死得再早几年，更没有机会犯“甲申之变”前后的那些小儿科的错误了……看起来李鸿章确实就是因为在这一系列事情的处理上的失误，才造成了大失败，正所谓勇于任事终败于事。然而真是这样吗？李鸿章的失败真的只是失败在他处理这些事务上的技术性失误吗？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李鸿章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采用了相反的手段，其结果又会怎样，我们是不是一定就会因此而赢，历史是不是一定就会改写？谁又能作出肯定的回答？谁又敢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此时的实际情况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天李鸿章以这种方式躲过了这一劫，但还有明天，还有后天，还有种种陷阱在等着他，他逃过了初一，就能逃过十五吗？因此，说李鸿章只是因事而败，也只说在了表面。看起来李鸿章的确失败于外交，但归根结底还是在内政而并不在外交，至少不全在外交，更不全在他处理外交事务的失误上，尽管他的确有失误。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诸国，6月出访德国时受到有“铁血宰相”之称的德国宰相俾斯麦的热情接见，会谈中李鸿章向俾斯麦直言不讳地问了一句他最想问的话:“为大臣者，要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朝廷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难行厥志，怎么办呢？”

李鸿章问得如此直截了当，俾斯麦有切身感受，虽有难言之隐，但也直言相告，“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什么事不能做呢？”但是俾斯麦又说，“如果不是真正的君，而是一小人或妇人，那就很难说了。”

李鸿章听了俾斯麦此言深深地点了点头，半天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