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老家合肥有一座包公祠，1882年李鸿章出资对此进行了一番重修，修成后他亲撰《重修包孝肃公祠记》，并勒石刻碑，立于祠内。此碑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篇碑文里，李鸿章表达了对包拯的敬佩之情外，也表达了对于宋仁宗敬佩之情，更感叹自己的艰难。

将这样的文字刻碑勒石无疑是有政治风险的，在举世瞩目的外交会谈中与外国元首谈论朝政，同样是有政治风险的，但李鸿章事实上还是忍不住写了、谈了。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李鸿章在这方面是多么郁闷呵！因此说，对于当时李鸿章最大的困境，包括李鸿章自己在内的许多人也是看出来了，但似乎都无能为力。

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梁启超先生将之归结为李鸿章的“不学无术”。我总觉得说李鸿章是一个不学无术之人，也只有梁启超这样的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才能说、才敢说，一般人无论如何也不敢说，且事实上此话也有失公允。

曾国藩是公认的近代大儒、理学大师，但就李鸿章与曾国藩相比：在学问上李鸿章或许不如曾国藩，但是在经世的能力和手段上曾肯定不及李，所以说李鸿章“不学”似乎站不住脚；在个人品质上，执着是曾国藩总体特征，在这一点上或许李鸿章不及曾；但曾国藩是执着而又脆弱，如他的五次兵败自杀和两次想急流勇退，而李鸿章是执着而又时时变通，但他的变通又决不是曾国藩式的自我了断和急流勇退，而是另一种方式的坚持；所以李鸿章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无论他遇到多大困难，他都会义不容辞，从不曾有害怕困难而生退避之举，而最终又常常能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所以说李鸿章“无术”更是不实。

再将李鸿章比之于左宗棠，至少在见识方面，李还是出于左之右的，在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中，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真理似乎在李鸿章一边，因为后来事实证明，一切都被李鸿章“不幸而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