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中旬，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作为战胜国之一，北洋军阀政府派代表赴巴黎参加会议。有识之士对于此次会议，无论是其正义性，还是中国与会的前景，都充满疑问。

4月30日，在巴黎和会上，操纵会议的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掠夺的全部权利的正当要求，反将其全部转让给日本，并写进了“凡尔赛和约”，强迫中国政府签字。

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因此，当“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内容传到中国后，北京的爱国学生群情激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和报道运动的情况，并撰写评论文章，指导爱国运动向深入发展。他写道：“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北洋政府大批逮捕爱国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新的斗争。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等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给北洋政府以沉重的打击。6月5日这天，上海要举行全体罢市的消息在大街小巷流传，临近中午的时候，果然有人起来罢工了。曹家渡日本人开的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男女工人五六千人全体罢工了。不到两小时，陆家湾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男女工人也相继罢工了，两万多人不干活了，声援远在北京的五四运动。上海工人的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6月11日，上海学联发出了继续斗争的传单，指出：“我们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中华国民的呼声已经举世所共闻了。卖国贼3人已被罢免。我们可以恢复原有的行业了。……然而斗争仅仅是开始。山东还未收回；亚洲尚有黩武主义要请我们去推翻……中华爱国儿女必须准备对付更剧烈的斗争，方能使中国成为民治的国家。”

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共发表7篇文章和73篇随感录，及时总结运动中出现的情况，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

上海工人的斗争，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同时也将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并且迅速扩展到全国150多个城市，成为各阶级共同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