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年间，藩镇割据，宦官当道，奸佞横行，民不聊生。而晚唐的诗歌更是在盛唐、中唐的前辈光芒照耀下，颇有大不如前的趋势。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诗坛还是诞生了一位天才级的人物，他就是李商隐！

李商隐一生都在为家国天下奔走，却苦于牛李党争，只能在其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个藩镇做着无甚意义的幕僚，郁郁而不得志，终至潦倒终生，最后在郑州抑郁寡欢而死。当真是命运弄人，可叹东方不亮西方亮！他虽在政治上不得施展抱负，匡扶国家社稷，却在诗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将唐诗推上了又一次高峰，成就之大，一时无两。他的诗歌构思新奇，角度独特，文辞清丽，意韵深微，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典丽精工、意境朦胧，为世人所传诵。但他的诗歌用典较多，有些诗的意旨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所以金朝大学问家元好问评论玉谿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而近代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在其1934年年底的一封信里也写道：“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

但是，今天所要提到的这首诗并非出自李商隐最为人所熟知的《无题》系列，也没有谈及他诗作中最常提及的话题——爱情，但是用典的习惯却是不曾更改，八句诗中竟全部都有其背后的典故。这究竟是怎样的一首诗呢？且看——《咏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说起这首诗，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它的写作背景。李商隐一生先后经历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个唐朝帝王，可谓是“五朝元老”。从敬宗朝开始，这个庞大而空虚的帝国便逐渐步入衰落，其全面的社会危机已经显露无遗，宦官横行、奸佞当权、藩镇割据、骄兵难驭、战乱频繁、苛捐杂税、生灵涂炭，其衰败倾覆的态势已是不可避免。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心怀天下、顾念国事的李商隐忧心忡忡，他想要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可他又是如此有心无力，只能寄望于借助咏史诗来传达微言大义，达到影响朝廷高层，改良朝政的目的。而这首《咏史》，正是李商隐目睹了在位十四年的勤勉优柔的唐文宗为改变大唐王朝日益严重的颓势，积极采取措施限制当时宦官专权，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结果尚未达成目的就去世时的那段历史，遂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的春天写就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