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而灾难的源头就是洋人。这种认识对义和团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把抵御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过迷信仪式达到刀枪不入的效果，用“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的形式吸引群众，因而义和团运动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义和团刀枪不入真相：义和团中最勇敢的都是青少年，牺牲也最多，文献记载“年长者约廿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前被官军联军击死，皆是辈者也”。大概是因为青少年天性单纯，相信降神打拳可以“刀枪不入”。其中的奥妙，义和团师兄们的解释是：“童子法力小，故多伤亡。年壮者法力不一，故有伤、有不伤。老师、师兄则多神术，枪弹炮弹近身则循衣而下，故无伤。”但实际的情况是：“临阵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兄在后督战，见前队倒毙，即反奔逃走。”

在八国联军入侵初期，义和团拳民认为自己有神功护体，可以刀枪不入，于是“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但到了义和团运动后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义和团员曾经高涨的士气衰落。六月八日，天津义和团冒雨出战，“洋人果出，仅三人，各执枪向团。团即反奔，途中自相语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

庚子年，那桐、许景澄奉旨与外国交涉时，走到丰台，为团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义和团回答：“吾民知有祖师之命，不必问朝廷之命。”

黄海海战以后，清军的士气每况愈下。奉天战场上清军一路溃逃，战略要地相继失守。日军发动辽东战役，在花园口登陆长达十二天，但金州、大连清军却坚持各守营盘，不赴前敌。仅率千余清军在金州抗敌的总兵徐邦道，曾亲自向大连的赵怀业请援，竟遭到拒绝。赵甚至对请战的部下说：“我奉中堂（指李鸿章）令守炮台，不与后路战事。”

1886年是北洋水师由成长走向停滞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此后近十年内，水师呈现出原地踏步的姿态，丧失了东亚第一舰队的优势地位。总税务司赫德曾如此评价这一转折：“十年以来，每年都有巨款拨交海军衙门，现在应当还剩下三千六百万两。但他们却说连一个制钱也没有，都已给太后任意支用，去满足她的那些无谓靡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