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乱，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时任怀来县知县，其回忆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 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地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地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

庚子之乱，联军将至，驻通州的清军将领颇是惊惧，成天琢磨怎么逃跑。安徽人方长孺，是为该将领的亲戚，他自告奋勇地表示代任斯职。将领大喜，弃军而去。可方某却是领军奸掠四下，居民恨甚。洋兵至后，众多平民前往赴诉，于是联军乃围而歼之。后人称“此乃庚子之乱中，国人自相残杀之证”。

清德宗光绪五年，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朝野对此意见不一，有主战者，有主和者。主和的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曾任“常胜军”统领的戈登来中国，想利用戈登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次年，戈登应约到华，其对主战派官员说出“愚蠢”二字时，以至于译员不敢翻译；戈登亲自翻阅英汉字典，指给各位主战官员看个明白。

咸丰七年与十年，马复初、马如龙两次进攻昆明，虽均告失利，但却吓得云贵总督恒春自缢而死，巡抚舒兴阿也称病告假，藏匿家中。城外居民被杀或投水死者达数万人之多，城内“一斗米售银二十金，铜钱一枚购蚕豆二枚，所存华山树皮、翠海浮萍、荷叶野草，民俱食尽”，饿毙者塞满街衢。

1882年，巴州平民魏宗仁，因其族侄魏绍龙向其索要清明会钱，发生口角厮打，闹到去州城打官司。魏宗仁暂时住在教民郑含魁的店里，郑含魁指点魏氏“诈称教民”，并保证如此必然胜诉。后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