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中央满族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醇亲王奕曾向军机处建议，为了驾驭天下，朝廷要有意识地采用扶植湘、淮两股势力使他们互相竞争的手腕，切不可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他说：“湘、淮素不相能，朝廷驾驭人才正要如此。似宜留双峰插云之势，遮收二难竞爽之功。否则偏重之迹一著，居奇之弊丛生。”

初创时期的淮军，还是给人无限的期待。在模仿西洋战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了合成军队--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并且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方式训练，让部队接受新式武器的考验。不过勇营的组织和现代的军事体制仍不能兼容。症结在于官阶制度让中、上层将领免于直接参与作战，这使得营官或甚至哨官，去接受严格的洋式操法是不可能的。

光绪元年九月，《纽约时报》观察了中国的建军发展后，提出严苛的批评，认为他们在军容壮盛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抗不到五分钟。

淮军之所以被消灭，是由于后期淮军的腐败、贪生怕死、不堪一击导致的。而淮军的腐败，其领袖李鸿章难辞其咎：其本人就是一个有才华但乏品德之人。曾有人评价说：“李鸿章之人格，能人人之脑而不能人人之心。一看李之全集，祗见其作事而不见其为人。”还有人指出：“清末腐败之风炽烈，其始作俑者，李鸿章盖不能辞其责也。”李鸿章认为，淮军将领们“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今幸遇太平，当令积钱财长子孙，一切小过，悉宽纵勿回”。因此淮军后期的腐败是李鸿章默许的结果。

李鸿章的用人之道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只重才，而不重德。其“统率群下，不问品类如何，只重其谋略才识”。并且李鸿章喜重乡谊、重旧部、不重德。“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闻风麇集，局所军营，安置殆遍，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所以，淮军中许多将领品行窳劣。正因为如此，淮军打仗与湘军不同，完全以掳掠为目的，每次城破，必大肆劫掠。淮军将领因此而都成大富。

清廷晚期，早筹办练军的是刘长佑。1863年，清政府谕令刚调任直督的刘长佑“筹直隶抽练营兵，酌募勇丁，以重畿辅”。1866年，刘长佑设直隶六军之制，变通直隶练兵章程。因内忧外患之危，令练军择要于遵化等处各驻一军。直隶练军从绿营抽丁，原营仍保留其兵籍，兵丁调至他处训练，每月获练饷2两4钱，在原营支领底饷1两5钱。一些被抽兵丁不愿离乡，往往正身留在原地，而雇人去练营顶替操练，分少许所加之饷给冒名之人；一遇有事调遣，受雇者不愿往，便又转雇乞丐穷民替之。因而有人讥之为“兵止一人，人已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