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是流通中的货币相对于生产供给增长过多。分出诸如输入型通胀、成本推动型通胀等类别，不但逻辑上讲不通，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所以，治理通胀的政策指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坚决而稳妥地收缩货币、增加生产。

有人问：那些高得离谱的物价，难道不要管一管吗？有这样的疑问，于是治通胀就有另外一个政策指向，即管制物价。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限价、限购、说服，以及对通胀时期的涨价行为给予公众舆论方面的压力。

治理通胀的货币指向和价格指向，究竟有什么分别呢？在日常生活里，人们常常通过物价的上升才感到存在通胀。没有买家相争的行为，断无涨价的结果。买家拿什么互相竞争？就是竞相出价，也就是看谁出的钞票多。这样看，单一商品之价上升，是竞相购买、志在必得的购买力太旺；一连串商品之价上升，是竞购这一连串商品的买家们出价过高；物价总水平上涨，则是因为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钱多于物，其价必高。

也就是说，高价背后总有钱多的影子。无论如何，离开了钱多的推动，不可能有高物价。钱多为源，才生出高价之水；钱多为本，才长出通胀之木。因此，如果仅仅大力打压高价，抑制通胀就难以期望好效果。

其实，货币推动物价高涨，从来不是“平推”——也就是说，货币供应增加一倍，不是所有物价都会上涨一倍。在货币推动下，物价会“鼓包”，即一些物价涨得飞快，另一些物价却变动平缓甚至还有下降。通胀改变了相对价格，最后再推高物价总水平。

高价“鼓包”还有一个成因，就是借贷到手或赚到手的收入，集中于某个投资的方向。由于投资空间狭窄、从众心理流行，追涨杀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现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价“鼓包”。而凡决定大手“投资”却又无须对投资结果真正负责的场合，乱“投资”蔚然成风。傻钱集中导致高价“鼓包”，也不是罕见的事儿。

市场上冒出的高价，一般是需求集中，但商品与服务的供给却存在严重障碍。这些供给障碍五花八门，有的因需求过于急促而起，如“非典”时期的醋和口罩，说要一起要，厂家全力开工也赶不及，加设备要等时间。有的是体制性限制，如我们这个在国际上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无论公益用地还是商业经营用地，一律通过政府征地，指标不够，唯有把地价活活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