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的传统业务赢利机会有限，于是它们开始发行新股票或者债券帮助企业发展，扩充雇员数量，用隐蔽手段将按揭贷款的风险从贷款人手中转移，以避免风险损失，甚至押注抵押贷款和其他财产价值的涨跌。流动资金数额巨大，但并未创造就业机会，反倒造成了上百万个工作机会的流失。不错，每种交易中都有那么极小部分人获利。但因为投资本质上没有“涓滴效应”，这种交易只会扩大贫富差距，使这一曾经有利可图的行业走向衰弱，同时减少就业机会。

我们需要采取这样一项策略，不仅要创造就业机会，帮助企业发展，而且还要让金融领域在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获利。美国经济的复苏，与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首先，如果经济不增长，我们就无法解决债务问题。没有经济的增长，增税就无法提供必要的财政收入，政府为应对失业和贫困增加的支出将会大于削减的开支。只有在具备强劲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大幅削减开支，增加财政收入才能切实削减美国的年度预算赤字，并解决长期的债务问题。

2011年8月的一天，我坐在家里看电视，偶然发现达拉斯小牛队老板、高科技企业家马克·库班（Mark Cuban）出现在比尔·马赫（Bill Maher）的采访节目中。他们当时正在电视上对比奥巴马总统的预算方案和茶党提出的“不增税”立场之间的优缺点。在节目中，库班说他不介意多缴税，还说我担任总统期间提出的“增税计划”与美国财政扭亏为盈毫无关系。在他看来，美国当时之所以能够由财政赤字实现财政盈余，完全是得益于新技术的蓬勃发展。

库班说得不对，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在我的总统任期内，信息技术革命从硅谷、马萨诸塞州、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北部等地迅速扩展到美国企业和家庭的方方面面。在我的8年任期中，虽然信息技术行业的从业人数只占到从业总人数的8%，但却创造了20%以上的就业增长和25%以上的收入增长。所以新技术的蓬勃发展确实促使税收收入增长超出预期，使美国能够在内阁和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期之前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

但是，政府经济计划，尤其是1993年的财政预算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之所以这么说，原因有二。其一，该预算终止了美国政府奉行12年的“涓滴经济学”。财政开支的大幅削减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拉低了银行利率，推动了证券市场一路高歌猛进。企业投资增加，各种贷款和信用卡消费的年息都处于较低水平，这帮助每个普通美国家庭每年节省2 200美元，使他们有更多的钱来购买电脑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其二，因为我们把推动信息技术传播放到了经济战略的核心地位，同时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长。这些计划中就包括联邦政府的E-Rate项目，该项目帮助学校、医院和图书馆在网络连接上节省下20亿美元的开支，还包括为电子销售行业提供为期几年的免税期，帮助电子商务发展壮大，新的电子通信法保护市场竞争，使许多企业家有机会将企业做大。

我卸任总统时，正值所谓的“科技泡沫”破灭之时，随后发生了短期的经济衰退。在此之前，由于电子通信产品和服务需求在1997~1999年的年增长达到了惊人的500%，信息科技股票一路飞涨，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泡沫破灭后的经济衰退很快就过去了，主要原因在于科技泡沫的破灭并不是真正的停涨，只是年均增长率降到了“区区”50%。不久，美国经济复苏，再次增长，但却没有带来特别多的新就业机会。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在21世纪前10年，我们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培育出新的就业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