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当口，谣言也出来了，说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其实是老太后为了兵变，到时候荣禄就把皇帝扣了，另立新帝云云。稍微有些脑子的人，就知道这兵变纯是谣言。老太后脱裤子放屁啊，废个光绪还需要跑天津哇？在北京废，不更方便吗？某些权威史者，经过多番考证，基本否定了天津兵变说，认为这是康党的忽悠。姜鸣先生更是认为，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变的丰富想象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也许我们更有理由怀疑，这谣言是维新党造的。因为康有为的二杆子作风愈来愈猛，把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提出来了，已经涉嫌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了。关于迁都，更是儿戏一般。他要求光绪领着他们几个维新党人跑上海，就地组织新政府云云。变法搞到这般地步，不说个人权势，只说稳定方面，慈禧太后能歇心吗？

一者是太后不歇心，二者是旧党方面，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诛康梁，说他们大逆不道。确实是大逆不道。康有为自己就是一张大嘴巴，也发现他的党徒们“笔墨不谨”。政变后，政府从康家抄出的信件，中有何树龄一封，云：“注意于大同国，勿注意大濁国。……以大濁国为开笔衬笔可耳（旁注：知其不可而为之耶？）。……大濁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所难堪者，我之亲戚兄弟友生耳。如果这还算私议、旁人无缘得知的话，那么康的另一个高徒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做教习的言论就被公开抓了现行，他在学生作业本上的批语，说什么读《扬州十日记》，发现本朝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还说本朝轻赋，也不过是大貉小貉而已。按黄彰健先生的考证，正是曾廉上书，促使了康有为由和平改革向武装夺权的演变。因为曾廉上书（一正折，一附片）杀伤力太大（主要是附片），光绪未及细看，就给了谭嗣同，让他辩驳。谭抽掉了其中的附片，只对正折做了反驳。但即使这样，也让康党乱了阵脚，除了请皇上诛掉曾廉之外，还动了武装政变除掉太后的心思。诛掉曾廉，为光绪所拦。自己下诏求言呢，刚有一个民间举人上书言事，我就杀掉人家，怎么服天下呢？光绪拦住了康党请诛曾廉的建议，但是却拦不住康党武装政变的心思。康认为，如果有八千人带兵围住颐和园，事情就OK了。帝国的北洋军队掌握在老东西的亲信荣禄大人那里，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忽悠啊。康先是动员维新同党、礼部主事王照前往游说荣禄下属、北洋三军之一、武毅军的统帅聂士成，被王照拒绝。林旭提名荣禄另一个下属、统领甘军的董福祥，谭嗣同认为不可。康有为提议拉拢荣禄最后一个下属、新建陆军统领袁世凯，谭嗣同也认为不可。但是实在没什么人可捞了，而且康有为认定袁世凯是可用之人，所以袁世凯就成了改革派最后的救命稻草。这对袁世凯来讲，真的是天大的不幸：你们赌博，却把人家小命先垫上了！

康有为在捞这根稻草时，还用了最弱智的方式，派自己的亲信弟子、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前去小站现场考察。徐仁禄到后，首先观察到袁世凯非常倾向自己的老师，甚至夸康有为“悲天悯地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于是徐仁禄用小孩才用的方式挑拨说：我的老师与其他同志们经常向皇上推荐您，可是荣禄说您跋扈，不可大用，不知您因何与荣不洽啊？袁对曰：啊，是这样的，原先翁同龢欲增我兵，荣禄说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翁说，曾左也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结果徐仁禄回去汇报说袁这人已为我们康老师所动，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