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干就干，康有为马上代徐致靖拟了一个密保练兵大员疏，向光绪推荐袁世凯。同时让谭嗣同也递密折给光绪，请抚袁世凯，以备不测，召袁世凯进京，结以恩遇云云。这是康有为新政中最笨的一招——打草惊蛇。不动袁世凯还好，太后顶多叫停疯狂的新政；一动袁世凯，太后就会多心的。别说太后，傻瓜也会多心的。事实上，康党中的王照听说后也认为大事不好：“明是掩耳盗铃，败局已定矣。”为此徐致靖训了王照一通，曰：“尔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王照回曰：“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看王照的意思，倒算有些自由主义的风采，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事后他敢忙补上一折，请皇上任命袁世凯到河南归德府打土匪去，“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可惜他动作迟了，而且光绪也没明白他的用意。

9月11日，皇帝命荣禄传知袁世凯来京觐见。当天下午，袁世凯接到消息，感觉事非寻常，立约好友徐世昌从小站赴天津商谈。第二天，徐世昌从小站赶往天津，两个人谈了两次。第三天，也就是9月13日，徐世昌赶往北京先期打探。9月14日袁带着随员前往北京，住进法华寺，徐世昌前来碰头。

9月14日，光绪前往颐和园请训，并在那里住了下来。这次请训的目的，主要是有关懋勤殿，可是太后不答，神色异常。

9月15日，感觉不妙的光绪在召见杨锐时，赐一道密诏：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指将礼部六堂官革职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这就是著名的衣带诏。也是真实版本，是杨锐儿子杨庆昶保存下来的：政变时杨锐遇难，密诏由其子杨庆昶保存，缝在门生黄尚毅衣领中，扶柩回籍。宣统元年（1909年），杨庆昶与黄尚毅缴于都察院，才为世人所知。事变后，康有为对外出示的密诏则是这个味儿的：“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