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钢炼好，从炉子里掏出来，放凉了以后，我们就过去看。它们与我想象中的那种致密的金属全然不同，是一种半黑不褐的颜色，有点像蜂窝，也有点像马粪，上面满是孔洞，看上去像是含有大量的杂质。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如果用这种钢做成菜刀，我是绝对不买的，因为往案板上一刀剁下去，没准就断成三截，弄不好就剁了手指头。如果用这种钢做成汽车，我也绝对不敢坐，因为开不出半里地，没准就要爆炸。后来听说，当年全国的老少爷们练的钢，差不多全是这个样子，不光我不敢用，而且压根没人敢用，全被用来修公路，垫大坑了。

有一天，小波自己跑去看炼钢，一不小心被绊倒，摔倒在炼出的钢块上，把胳膊割了个大口子，让人送到医院，缝了好几针。那个口子相当深，割透了皮下脂肪。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身体内部，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些白花花的东西，大大吃了一惊，吓得连哭都忘了。

他后来把这一段遭遇写到自己的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他写道：我是五二年生人，五八年六岁，当时住在一所大学里。所以我怎么也不能理解哇哇叫的是高音喇叭，嗡嗡叫的是鼓风机，一零七零是一年要炼出1070万吨钢，那些巨人是一些大学生，手里的长枪是炼钢用的钢钎，至于哇哇叫出的小土群，小洋群是些什么东西，我更不可能懂得。何况那天的事情有头没尾，后来的事情在记忆里消失了，就更像个梦。直到我都二十岁了，对着小臂上一个伤疤，才把它完全想了起来。那天我看完了出钢，就往回走，在钢堆边摔了一跤，钢锭里一块锅碴子把我的小胳膊差一点劈成两半。这件事太惨了，所以在记忆里呆不住，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叫做压抑。压了几十年我又把它想了起来，那天我不但流了很多血，而且我爸爸是拎着耳朵带我上医院的。关于这一点我不怪他。我们家孩子多，假如人人都把胳膊割破，就没钱吃饭了。后来我老想，在炉子里炼了好几个钟头，锅片子还能把我的手割破，从冶金学的角度来看，那些炉子可够凉快的。为此我请教过一位教冶金的教授，用五八年的土平炉，到底能不能炼钢。开头他告诉我能，因为只要不鼓冷空气，而是鼓纯氧，不烧煤末子，而是烧优质焦炭，就能达到炼钢的温度。后来他又告诉我不能，因为达到了那种温度，土平炉就要化了……

关于被爸爸拎着耳朵上医院的说法并不夸张，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手拎耳朵就成了我爸爸接触他身体的主要方式。有一天小波去理发，理发师拨开他稠密的头发，说：看看，还是两个旋呢。然后摸着他的头顶，惊叫一声，“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这不知是在夸奖，还是在褒贬他的头形。一个理发师懂得骨相学，这也许并不奇怪，可是他居然兼通旧诗，可见人大确实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接着他就开始欣赏小波的耳朵，说这不是耳朵，是个秤钩子，用吊车挂上能把人提起来。据小波说，在他受惩罚的时候，我爸爸最喜欢揪住他的耳朵往上提溜。于是他歪着脑袋，皱着眉头，脚尖配合我爸爸的动势尽力上跷，以减少耳朵的受力。但把脚尖跷到头后，他的一切努力再也无法减轻痛苦，只好像技穷的黔驴一样挂在那里听天由命，牙花子不停嘬着凉气。据说我爸用劲大的时候他两脚都能离地。日久天长，他的耳朵在外力作用下变得肌肉发达，跟铁钩子一样。他给我看他平常挨揪的左耳朵，确实比右耳肥硕若干。由此也可见，如果继续揪下去，把他变得像刘备一样双耳垂肩也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