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人是饿得急了眼了。到了周末，就有亮晃晃的红旗车直奔乡下开去，官宦人家也纡尊降贵，挖野菜，捡麦穗，把农民收过的红薯地再刨一遍。这种事情我们也没少干过。记得我和小波曾奋力地挥动耙子在红薯地里挖掘，可怜那地已被农民篦头发似的篦过，哪儿还有什么东西留下，只能耙到点红薯须子。如果能找到几个鸽子蛋大的红薯，就算没白忙活一场。

人要是真饿了，什么古怪的觅食办法都想得出来。我的同学告诉我，可以去抓知了，也就是蝉，抓来烧着吃。我们于是去抓了一些知了，可是看着那东西实在恶心，没法放进嘴里去。有一天，人大种的麦子灌浆不久，还没成熟，我们跑到麦地里，拔了一堆麦穗，把上面的麦皮搓下来，放在瓦片上架火焙熟，好歹吃了个小半饱。还有一回，一个孩子带我们去掰玉米上的瘤子。在玉米地里，不少玉米长了一种黑瘤子，现在想来定是一种真菌瘤，和蘑菇类似。我们在玉米行间转来转去地找，掰下来不少，拿到那个孩子家里，他奶奶加上佐料，熬了一锅。那东西有点辛辣的怪味，还算可口。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幸而我姥姥当过多半辈子农民，对种植和养殖都有心得，于是我们在姥姥带领下，开始了生产自救活动。那时我们住在大学公寓楼，楼和楼中间有一块空地。这块地被各户立上界桩，拉起绳子，分成小块的自留地。我们家也分到一块，正对着楼前的窗户。山东人种惯了红薯，我们在姥姥的安排下，在地里栽上了红薯秧。听老太太说，红薯的产量远高于其他庄稼。虽然吃多了伤胃，但那时候哪能顾上这许多，填饱肚子要紧。为了给这块地施肥，每天下午，我们挎着篮子出去拾粪，完全跟农村孩子一样。记得主席诗词中有这样一句：千村薜苈人遗矢。大学校园是斯文之地，无人遗矢，所以人粪是拾不到的，但马路上马车不少，马遗矢的情况时有发生，只要不怕跑腿的话，可以在马粪上大有斩获。每次看见刚刚屙出的马粪，我们就赶紧冲上去，把它们收到自己的篮子里。看着它们光可鉴人的湿润表面，觉得有点像艺术品，我一边铲马粪，一边给小波讲起在古代笑话集里看到的笑话。据说有个教书先生，是严重的近视眼。有一天在街上看见一堆刚屙出的马粪，便自言自语道：好漂亮的盒子，待我拾回家去。他伸手去捧，没想到那东西汁水淋漓，滑落地上，立即摔散了。这先生叹曰，好个盒子，只可惜漆水未干。我们把这些漆水未干的盒子拣回家去，倒在自留地上，日久天长，也成了满大的一堆。

到了收获时节，红薯刨出来不少。可是一大堆孩子饥肠辘辘，这点红薯不过是杯水车薪。老太太让我们把所有的红薯叶和红薯藤都收上来，用菜刀斩碎，拌点玉米面，就上锅蒸起来。于是我们吃到了一辈子没吃过的最粗粝的饮食。也许我们是太娇贵了，那东西吃着割嗓子，必须直着脖子像蛇一样咽上几回才能吞到肚里。我觉得这东西只配放在猪槽子里，我们把它盛在碗里吃，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后来听说那东西在胶东被唤作“渣”，正是用来喂猪的。我们虽称不上家世显赫，好歹也算得上书香门第，如今阖家大小围着桌子吃猪食，自己想想都觉得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