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王国自洪武五年（1372年）起，向明朝纳贡称臣。1606年日本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入侵琉球，试图强制琉球王中断与中国的宗属关系，遇挫未果。1871年12月，琉球国船民因海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剩下的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的附属国，对此事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对此事完全不知情。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的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政府报告，一面到清朝总理衙门交涉，探听清政府对琉球和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个回答本来很好，但总理衙门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样就让日本抓住个把柄。日本拿“化外”两字大做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并以此为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2月，日军便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

对于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因为当时中日国力悬殊，而且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日本此举。至当年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然进攻不利，由于天气炎热，疾病滋生，导致了日军士气低落。当时，日本意识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大久保利通抵达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当年9月，日本公使来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明了结束战争的所谓“诚意”，他说明了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并指出中国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军费，而后日本才会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则觉得自己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尽快地了结此事。于是，清政府表示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给予“抚恤”，这就等于承认了赔款。当年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被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则被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所谓“抚恤”的名义，赔偿白银50万两。《北京专约》为后来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有力的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改其名为冲绳县。摆弄完台湾后，野心勃勃的日本又把矛头指向了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不稳定，只是靠清王朝的援助勉强维持。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各种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摆脱清政府的控制，而成为“独立国”。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日本的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2年，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日本则借机出兵朝鲜，迫使朝鲜政府同意日本军驻扎于朝鲜。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鼓动驻朝公使竹添发动了亲日的“开化党”政变，仅在12月4日一夜间就推翻了保守派的政权。次日，朝鲜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中国军队支援，于是，清政府就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派2000精兵讨伐乱党，于12月6日攻入朝鲜王宫。竹添寡不敌众，遂焚烧了使馆，连夜逃走了。动乱中开化党的首相、大臣及三十多名日本人被杀。日本政府接到竹添的急报后，立即派外务大臣率领大批军队进入朝鲜，清政府同样也派了钦差大臣带领陆军和军舰到达朝鲜。在双方的对峙中，日本明显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放弃了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国内有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是，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的不足，不想贸然与中国开战。他们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并希望以此积蓄力量。1885年春，伊藤博文作为日本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与清政府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伊藤博文每每以回国来要挟清廷，终于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虽然如此，在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然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则任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并督促他加紧对朝鲜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