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生长的时期，是文艺复兴末期，也是英国国运正转隆盛的时期。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不能摧毁英国，反遭全军覆没。过去历史学家常称此事为偶然，是上天一阵狂风，吹倒了敌人。但近代史学家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英国在亨利八世以后，国家已经统一团结，人民精神焕发，几十年贵族战争的创痕，已经养好，人民在海岛上便时时想飞跃于世界舞台上。到了伊丽莎白王朝，各种发展条件已经具备，新兴的中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利益趋于一致；思想与希望，都能协调；尤其是人民，一个一个地都很活跃，所以，西班牙妄想以别人的土地，作自己的舞台，乃是梦想。而且，英国统治者却还想借西班牙的领土来演戏呢！

莎士比亚的生活环境，完全是一个戏剧式的环境。当时人内心的要求，力求的是“表演”，从中世纪以来的心中纳闷，已经隐忍得够久了。兼以文艺复兴的人道主义潮流，提高了人的地位与价值，使人们觉得更有理由起来独自创造世界。这一运动，本是从民间发生，所以根深蒂固，来源畅富。它不靠政府的某一种政策，只是一朵花，从枝叶的中心生长出来。当时的大学教育，不能说不好，宫廷寄养的文人（尤其是伊丽莎白王朝）不能说不多，但在此期文学发展上，影响极小。我们细细一考察此时文人，除了S.P.Sidney与Spenser为宫廷歌者外，早期戏剧家如Nash, Peele, Kyd, Greene, Marlowe均为穷苦平民，靠他们安贫乐道，一生与当时的旧习俗和宗教斗争，才慢慢开展出光荣的伊丽莎白戏剧期。虽然在当日，戏剧家与诗人，在社会阶级上，同属较低一层，但他们也许竟因此而不致受政治经济等狂潮的影响，能够独立发展。（我是指诗人戏剧家之个人意志，不是指政治经济对于社会之影响）确为英吉利文化贡献得最多。这一时期，因为人民精神活动太戏剧化了，所以文学上亦唯此成绩最佳。最有趣的是，在大规模剧院未成立前，演剧一事，已经普遍。舞台多设在旅舍内或公共集会娱乐场，乡间则多在市集日设立一摊棚（booth），观众在露天之下，不怕拥挤，不怕风雨，都来笑一笑，或悲一悲。他们剩余的生命，需要借此散发。在一笑一悲之间，他们想到世界是在他们掌握之中的。他们举起眼目，可由此亲自从剧台看看全世界。在这种情形下，虽然戏剧发展未臻至境，亦可说戏剧已成人民生活之一部分。所以由此我们可有二结论，英国戏剧之真实起源，不在上而在下，谁要负起推展戏剧的使命，必先能在英国人民的真实生活上多得亲证。研究外国的文学；懂得政府的文艺政策，都无帮助。后来宫廷中及牛津等大学内，都争着写剧本，排演钦定的所谓高贵剧本，但在整个戏剧发展上，贡献颇小。因为英国此期戏剧运动，乃是来自民间，故无传统为拘，能独立创造。他们的诗歌，由改正民歌而来，故自然；他们的戏剧，由改编民间世俗戏，故真实。循此路去，沿途均是创造。他们的创造，也许零乱点滴，但正期待一个天才出现，能够综合，能够剪裁、纯化，则这种创造，就可以光焰万丈了。

细看英国戏剧演进的痕迹，尤为明白。英国在“诺曼征服”后，本有一种欧陆传来的宗教剧，或名为神秘剧，或名为奇迹剧，二者在英国都无分别，为教士仪式上所采用。但因有俗人参加，遂逐渐脱离教会而独立在民间发展。他们不知民间对宗教剧，并不真感兴趣，于是由民间慢慢变化，到15世纪末叶，又受了“伦理剧”的代替。“伦理剧”一盛行，这表示戏剧逐渐“人”化，人情化，戏剧作者想在此多表示他自己的内心生活，观者也希能从剧里多得知人生的真实形象。后来这样的“伦理剧”，仍不够满足，因为伦理上的善恶观念，过于庄严，遂另发展一种插剧来调剂，这近于笑剧或讽刺剧，最适合英国人的幽默天性，所以流风所及，大为盛行。这更使戏剧人情化、血肉化，作者取材亦可更广、更真切。于是我们看到这些时候，英国戏剧，在内容上，尤其通过伊丽莎白初期作者的努力后，便有两个潮流，一是悲剧上始终脱不掉罗马悲剧家塞内加（Seneca，4–65）的影响；他们的悲，离不掉塞内加的成分，不足以真正代表英国人的悲哀；一是喜剧上浮现的轻快，却全是英国本土的，他们的描写，却够得上说是英国人性格之真实表现。所以此时英国静心期待的，是需有一个天才出来，不仅能表现英国人的笑，更要能表现英国人的悲。这种深入民族灵魂内部的探险，很难由学者们所能做到。一定是要一个英吉利人，他受了人间最大苦痛，又能容纳不可测的悲哀，但又能超越它、降伏它、支配它，以至于毫不费力地使它落在文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