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泰来

三弟恒生准备了十年，写成一篇《高陶事件纪实》，刊载于《传记文学》杂志。现在他又将原稿扩充成为本书。他写作之际，特地亲往上海和香港去寻访旧地、搜集资料。今年初，他到我这里来看我旧时的日记和照片，勾起我许多回忆。我想这件史实确是值得追记的，更何况文中所写的是我们六十年前亲身的经历，绝无夸张或虚假情节。我且以下面两桩事实来表达我的感受。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进袭港九。11日，英军自九龙撤退。12日早晨，我走在九龙弥敦道，看见沿街两旁各有两个日本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背插伪装的树枝，弯着腰搜索前进。其后不久就有大批日军乘九龙巴士进驻布岗。当天晚上，忽然有人来敲我家的后门。我由门上的小窗看去，只见外面露出一个带着兵帽的头来，那是一个日本兵！口里喊叫什么，当然是命令我开门。我马上把门打开。那士兵手持长枪，进来搜查，所有房间都用脚踢开。查了一遍之后，回到厨房，朝我用两手做手势，说道：“呼，呼！”我听不懂。他又指着炉子，我才知道他要生火煮饭。

日军占据九龙以后，每天都有军官或士兵在民宅住户进进出出。从他们的言谈之间，也透露一些关于战争的消息。先父在《出九龙记》中有以下的记载：

汤斐予先生亲耳听见日本军官说：“一年以内日本还可以打胜仗，一年以后只有天知道了。”日本军人对于战局的持久，是悲观的，而悲剧的来源就是“中国问题”。他们埋怨他们的当局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拖住他们，使他们失去全盘的把握。若铃“队长”在我们的住宅居住时，每天下午六七点时，召集各住户的人听他演讲。他总是说：“论陆军，日本第一，中国第二，其余不足一打。”中国的坚强抗战，是他们的致命伤。他们厌倦了对华战争，他们拜服了中国军队和领袖。日军打英国是“一鼓作气”，打中国却不止于“再而衰，三而竭”。他们的疲倦与失望，远在衰竭以上。这是他们悲观的来源，我们耳闻目见，没有疑问。

日本侵略战争演变成为南进，是整个战局的一个转折点，而这转折点的关键就是高陶揭露“汪日密约”这件事，它一方面使日本政府以诱降手段结束战事的妄想破灭，另一方面更加强重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在日本飞机开始轰炸九龙的那天晚上，先父记道：“夜间港九一片漆黑，街上的人渐渐静下来，我睡不着，心里想着港九陷落必不在远，个人必死，国家必兴。”这“个人必死，国家必兴”两句话，一直都在我的脑子里盘旋。

“个人必死”是因为东京和南京都恨他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国家必兴”就是他晓得这战局的转折点已经来到，中国最后胜利为期不远。

在大动乱的时代，常有侠义人士出现。本文里提到的万墨林先生是也。可是我们所遇见的不止一位。从北平护送我家出险的李实先生、帮先父出九龙的胡叙五先生、带领母亲和孩子们逃难的高彤阶先生，他们不为什么而冒险犯难帮助我们的侠义精神，是我们永志不忘的（尤其是高先生，他根本连朋友都算不上，因为当时我们是冒称姓张的）。还有在广州湾接应母亲和我们一群的范瑞甫先生，他一直护送我们到柳州，才告辞而去。

现在回想我们的父亲，当年他在汪派那一批人之中，不也是一个侠义之士吗？他从河内到香港时，即派武仙卿往北平，考察北平沦陷之后的情况，特别访问周作人（岂明）。武仙卿由北平回到香港，到九龙山林道报告他到北平考察和访问的经过。他到九道湾访问那个苦茶斋主人周作人时，周对他说：“日本少壮军人跋扈而狭隘善变。一个宇垣一成大将，被他们抬高到九天之上，又被他们压到九地之下。他们对本国的军事首长尚且如此，对于外国的政客如何，可想而知。”周作人托武仙卿带给希圣的口信，是“干不得”。父亲听了这报告之后仍然冒险前往上海，只因为相信汪精卫的和平言论可以救中国。但汪精卫走入歧路，他去上海想予以挽回。在上海的重要会议中，发现日本人的所谓和平，实际上是要吞并中国。他劝汪派人士迷途知返，不要再错下去，以至于自己身陷危机，随时有杀身之祸。这样的事情岂是普通人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