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我有时候会感觉，那癌朋友的黑大氅——薄如丝绢——在我周围飘忽，因为我有乙肝病毒，并且肝功不正常过；肝区有胀疼，虽然并不严重，也可以化解。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还是觉得，这位难惹的朋友，离我们——我和我周围的人——很遥远。有时会听到，或是从媒体上见着，某某人得了某癌，某某花季女生罹“血癌”……怜悯会生出，感慨也会发几声，但多半是猫哭老鼠，并不往心里去。我们谈论起这些“不幸”，大多是轻松自在的——与对待其他道听途说、茶余饭后谈资差不多。还常常在那里庆幸，自己未被这个“老条三”（杭州话：家伙）相中。直到半年前，同事、朋友，住同一幢楼的wan，运交胃癌，才觉得那癌朋友，跑到得近了。有时在仅距几尺的地方，觊觎。距离还是有的。总体来说，我是不会把它放心上。

此刻，日本佬偷袭珍珠港,“9?11”飞机撞双子塔，一枚炸弹，落进我的肝脏……

“也不一定的，”女医师说，“还要做进一步检查。”

她宽慰我。

递给我手纸。

我擦擦那满是清凉油腻的胸腹，从床上坐起。

按照小说或报纸上的描写，这种时候，应该是五雷轰顶，脸色惨白，天旋地转，甚至瘫在那里，动弹不得。我得预防，类似场面的出现。我坐稳，提起裤腰，以屁股为轴心，转过身，小心翼翼，让双腿空降下去。女医生问：“你不要紧吧？”我摇摇头，微笑着说：“没事。”全场都在欣赏我的表演。他们希望看到什么呢？我的一只脚，触到了鞋子，钻进去，再钻进另一只。我的脚骨，会不会发软呢？先是趾踮着实处，然后是前脚掌，后脚掌，全部踩实。皮囊的重量，渐次地灌注到两条腿上，人伸直。束皮带。抬头，屋顶并没有旋转，女医生还是那么稳稳地坐着，笑盈盈地望我，双眸波亮……妈的！什么事没有。双腿像往常一样，忠实而轻松地，承载着我这一百廿多斤。我甚至还感觉到，我的胫骨，铁硬，不用带护板，照样也可以踢球赛。脸色，肯定没有发白，因为我感到，那地儿有点热热的，屋子里暖；枕头显低，有点血冲头面；当然，还得添加一份激动，一件新鲜的物事降临，且不管它的好坏。

我努力显示出从容，衣裤摆弄停当，弯腰拔鞋跟。抱起那一摞子七七八八的物什——双肩包、帽子、手套、检查单……站到墙边空档去，把位子让给下一个倒霉蛋，或是幸运者。

这里的光线，要比床那头亮些。窗外飘进来，湿凉、清爽的雨气。

“你的家人呢？”女医生问。

我说：“我没有家人的。”

确切地说，我的“小家”解体，于公元1997年的“红五月”。比“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分家，迟五年又四个多月；比香港宝贝回到母亲的怀抱，早约两月。小家伙——一个白肤、额前有一绺卷发的小男生，在我身边待了一年半光景，之后，“叛逃”到他母亲羽翼下去。

众人的目光，环围着我，按照“常规则”，此时我应该“风吹跌倒，撒屁头晕”。

“您把全部，都告诉我吧，我得自己拿医疗方案。”我对女医生说。

（3月23日写——）女医生安慰我：“好好治疗，你还年轻。”

大约，她又把我当做“四十多岁”的“小伙子”了。我总是这么被人恭维，这种感觉，是令人愉快的。也许，女医生是看清楚了我的病历——那上面有年龄，只是时下，人们总把五十上下的人，当做“壮年”来对待，社会学分类称之为“中年”。相对于六十来岁、七十岁的，自然是“年轻”。

我在惊诧和同情的注目礼护送下，踅出里间，走过外间，到门口。

我在深蓝色的候诊座上，放下怀中的一堆东西。刚才离得快，肚子上的油，还未擦尽；衣裤，也不尽整齐，都得重新收拾。

对面整版的医务墙上，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律白衣白帽的“专家”，注视着我。我的操作，包括打开、合上“拉链门”，全在众目睽睽之下，真有点不好意思。这些人头像的旁边，是琳琅满目的治癌，治胃病、心脏病，配眼镜，“十全大补”膏等广告，它们本来就是真话不多，习于“敲诈勒索”，亵渎一下，不算罪过。

我得想想。

噢，这家伙来了，癌朋友。

下一步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