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小妹陪我到肿瘤医院。

车子，是死活不让我开了。说是“要注意休息”。

这一来，我开始享受王子般的待遇。

车是奥迪——小妹的座驾，配备专门的司机。到医院里，排队、挂号、找医生……都轮不着我了。寻了一个又一个（院里的头、科主任、中医师），到末了，付医药费、买电热煎药罐，及至下馆子，都是妹妹埋的单，再容不得我出一分钱。

浙江的医生（几家医院）都说，这癌忒大，马上开刀不安全，要先“介入”，待它缩小一些，方可问斩。

翌日，我们跑到上海去。DG医院，是全国肝胆外科的一块牌子，院长是这方面泰斗式的人物。

我说，有一个人陪着就够了，家里人不去也可以，还有司机呢。

不行！不行！大妹夫妇，硬要两人同去，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证明抗癌阵势之强大。于是，我坐在后面的“首长位置”，旁边是妹妹；前面有司机和大妹夫。大妹夫魁伟剽悍，俨然是保镖。妹妹就充作女秘书了。我等“乡倭（下）宁（人）”（上海人这么称呼杭州人），到了大上海，就好比刘姥姥入大观园，那密如蛛网，搅七念三的路，哪里弄得清爽！逢到在马路上打騃咕儿（发呆），下去问路，是绝对轮不着我的。就算摇下车窗问一声，“女秘书”就关照了，“阿哥，你不要管，养养精神”。大妹夫跑下去了几十趟，有时候，一问几个人，远开去几十米。“女秘书”则一刻不停地问，“阿哥口燥不燥？”“要不要吃香蕉？山楂片呢？”到上海的“财务”、“公关”、“后勤”，她一塌括子承担了。她本来就是设计院的财务部经理。

在那两天的问诊里，我也领教到了新朋友的凶险。

一个毛估估的统计数字是，那肝癌，从发现、治疗开始，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是逃不过两三年的；只有小部分人，才能跃过这道坎，活上四年、五年……更长时间。

（4月6日写——）［当我润色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了更权威和严峻的印证。《肝癌》，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算得上是靠谱的学术著述，那上面集合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专家、权威。

书的“前言”道——

肝癌，“尤其是大肝癌，治疗棘手，生存期短，生存质量差，素有‘癌中之王’之称”。

所谓“大肝癌”，指的就是五公分以上的癌块，诊断书上亦写“巨块型肝癌”。我是十足地超标了，入院的时候，医生在我的病历卡上书：10×7×8厘米。从CT片上看，那玩意儿活像一个大鹅蛋，椭圆形，又如一枚深水炸弹，直竖在我的右肝里。肝体是浅色的，算是海水吧；而“炸弹”的颜色较深。

《肝癌》道：美国1986—1993年这个阶段里，肝癌的相对5年生存率，白人为6%，黑人为4%。我国上海1988—1991年的肝癌相对5年生存率为4.4%。

也就是说，在我国，肝癌患者，以高标准计（上海的医疗条件，要算是全国一流了），二十个人里面，只有近一个人能活过五年。乖乖隆底咚！随着这些年医术的进步，境况应该更好一些。“但就整个肝癌人群而言，预后的改善仍十分缓慢。”］

我的眼前，展开这么一幅图景：

天空灰蒙蒙，阴晦。鏖战过后的原野——满目焦土，壕堑、弹坑交错；被炮火劈过的树杈，如断肢的残人，东一个，西一簇，兀立在那里。三个月是一道堑（一般开刀、化疗过后，最快的报销期），半年，一年，三年，五年……是一道比一道更深、阔的堑。能越过这些深堑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只有形单影只的景象了。譬如是把一个百来号人的连队放上去，只有二三十个人，能冲到三年沟堑的那一边；能在五年地界上回眸而笑的，则只有被称作“抗癌明星”的四五人了。在他们的身后，尸横遍野……

这场景有些吓人，但是事实。

当我们说：“日子还长着呐！”谁也不会去精确计算，往后还有多少日子可供差遣。在肝癌病人那里，生命却是以月排定了。我不止一次地闻知，医生对肝癌（或其他癌）病人家属说：“回去罢，给他买点好吃的，最多还有三个月。”一年，二年……这都是些多么珍贵的数字。至于五年，十年……上帝啊，那是犹之站在喜马拉雅脚下，翘首珠峰峰顶，可望而不可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