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市场经济的心理学基础

这些问题，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下只能点到为止。现在我们不妨把注意力放在能够比较充分讨论的问题上。避重就轻固然不好，但总比对能讨论的问题也不讨论要好得多。经济心理学，或者行为经济学，如今在西方颇有些热度。毕竟，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在经济领域内的行为。

行为来自于动机。众所周知，供需关系是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杠杆。但是，这一杠杆的启动，必须通过人的动机来实现。归根结底，“市场规律”是人的动机对市场的反应。比如，为什么许多人会花更多的价钱买一件成本相对很低的产品，而不愿意花更少的钱购买成本较高的产品？为什么有些人会放弃高薪而找个低薪的工作？不研究动机，经济学对这些很普遍的经济现象就无法解释，对“市场规律”也无法准确地把握。奠定市场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之外还著有《道德情操论》，拒绝把一起市场行为简单地化约为人们逐利的动机。

可惜，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总是把人的逐利动机作为单一的假设，比如价格一提高就会抑制人的购买欲望等。那么为什么有时房价越涨，购买动机却越强？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条件，塑造了消费者什么样的心理预期和同伴压力（peer pressure）？没有精细的心理分析，经济学就不可能准确。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很少深入到心理学的层面。他们还是遵守传统经济学的家法，把人的动机作为一个最大公约数，也就是逐利。这种假设，实际上是西方19世纪的血汗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出于对人性、人的动机原始粗略的理解。这一点，被20世纪上半叶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赫尔（ClarkL.Hull）总结得清清楚楚。他的心理学，基于简单清晰的生物学原则：生物机体身受困乏或者威胁之苦，这种困乏和威胁创造了需求，需求激发出动机，动机再激发出行为。比如，饥饿的猫有了吃饱肚子的需求，这种需求创造了抓老鼠的动机，并激发了它抓老鼠的行为；老鼠受到猫的威胁，这种威胁激活了它的生存需求，进而有了逃命的动机和行为。所有这些行为则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即吃饱或逃命。达到这种目标乃生存之必需。

一句话，穷则思变。人首先要穷得不舒服、难以忍受，或受到逼迫，这样才能有工作的动力。想想看，在那个时代，上流社会可以公开用侮辱的语言说“无产阶级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只有让困乏逼着他们干活，他们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这实际上是来源于早期工业化阶段传统统治阶级对劳工的偏见：大众是不道德的物种，他们的困顿来源于他们的懒惰和罪孽；帮助他们改变其邪恶的习惯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饥饿所激发的生存本能可以使他们自己帮助自己。

在战后西方国家建立福利制度时，持有这种保守主义信念的反对派的基本理由还是这一心理学原则：福利消除了困乏，没有了困乏就没有了工作的动机，只能养懒人。茅于轼至今还在不停地说，“福利国家的害处不仅仅是效率低，更因为会把人们的心思引向不劳而获”。

“在没有福利照顾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多赚钱，努力去创造财富。有了福利时大家想的是如何逃避交税，同时多占些福利照顾，因为的确有空子可钻。所以福利国家会培养懒汉，整体上的生产下降，国家陷入福利陷阱。”茅于轼的廉租房不建私人厕所之论，基于同样的理论：人太舒服就不干事了。只有让他不舒服才能激励其工作动机。

郭台铭是否读过克拉克·赫尔并不重要。因为克拉克·赫尔的影响早就渗透到血汗工业界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思想中了。业界流传一句话，证明他对于克拉克·赫尔心理学的信奉是赤裸裸的：“郭台铭喜欢用没有退路的人。一名鸿海内部员工观察到郭台铭用人的一大原则就是看他有没有卖命的决心。而没有退路的人通常都愿意全力以赴。给已经吃饱的人一碗饭吃，不但用处不大，而且他也不会感激你；但是给饿肚子的人一碗饭吃，他不但会全力以赴，而且还会感谢你！这也是郭台铭的用人一大法则。”